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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所計也”

　　新年第一回的《申報》（一月七日）〔２〕用“要電”告訴我們：“聞陳（外交總長印友仁）〔３〕与芳澤〔４〕友誼甚深，外交界觀察，芳澤回國任日外長，東省交涉可望以陳之私人感情，得一較好之解決云。”

　　中國的外交界看慣了在中國什么都是“私人感情”，這樣的“觀察”，原也無足怪的。但從這一個“觀察”中，又可以“觀察”出“私人感情”在政府里之重要。

　　然而同日的《申報》上，又用“要電”告訴了我們：“錦州三日失守，連山綏中續告陷落，日陸戰隊到山海關在車站懸日旗……”

　　而同日的《申報》上，又用“要聞”告訴我們“陳友仁對東省問題宣言”云：“……前日已命令張學良〔５〕固守錦州，積极抵抗，今后仍堅持此旨，決不稍變，即不幸而挫敗，非所計也。……”

　　然則“友誼”和“私人感情”，好象也如“國聯”〔６〕以及“公理”，“正義”之類一樣的無效，“暴日”似乎不象中國，專講這些的，這真只得“不幸而挫敗，非所計也”了。也許愛國志士，又要上京請愿了罷。當然，“愛國熱忱”，是“殊堪嘉許”的，但第一自然要不“越軌”，第二還是自己想一想，和內政部長衛戍司令諸大人“友誼”怎樣，“私人感情”又怎樣。倘不“甚深”，据內政界觀察，是不但難“得一較好之解決”，而且——請恕我直言——恐怕仍舊要有人“自行失足落水淹死”〔７〕的。

　　所以未去之前，最好是擬一宣言，結末道：“即不幸而‘自行失足落水淹死’，非所計也！”然而又要覺悟這說的是真話。

　　一月八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五日上海《十字街頭》第三期，署名白舌。

　　〔２〕舊時新年各日報多連續休刊几天，所以《申報》到一月七日才出新年后的第一回。

　　〔３〕陳友仁（１８７５—１９４４）原籍廣東順德，出身于華僑家庭，一九一三年回國，曾任孫中山秘書及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等職。一九三二年一度任國民党政府外交部長。舊時在官場或社交活動中，對人稱字不稱名；在文字上如稱名時，則在名前加一“印”字，以示尊重。

　　〔４〕芳澤即芳澤謙吉，曾任日本駐國民党政府公使、日本外務大臣等職。

　　〔５〕張學良字漢卿，遼宁海城人。九一八事變時任國民党政府陸海空軍副司令兼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奉蔣介石不抵抗的命令，放棄東北三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他与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后被蔣介石囚禁。

　　〔６〕“國聯”參看本卷第３５４頁注〔５〕。當時國民党政府對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一味依賴國聯，如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四日國民党第四次代表大會對外宣言中就說：“當事變之初，中國即提請國聯處理，期以國際間保障和平机關之制裁，申張正義与公理。”〔７〕“自行失足落水淹死”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后，各地學生為了反對國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紛紛到南京請愿，十二月十七日在南京舉行總示威時，國民党政府出動軍警屠殺和逮捕學生，有的學生遭刺傷后又被扔進河里。次日，南京衛戍當局對記者談話，詭稱死難學生是“失足落水”。



連環圖畫”辯護

　　我自己曾經有過這樣一個小小的經驗。有一天，在一處筵席上，我隨便的說：用活動電影來教學生，一定比教員的講義好，將來恐怕要變成這樣的。話還沒有說完，就埋葬在一陣哄笑里了。

　　自然，這話里，是埋伏著許多問題的，例如，首先第一，是用的是怎樣的電影，倘用美國式的發財結婚故事的影片，那當然不行。但在我自己，卻的确另外听過采用影片的細菌學講義，見過全部照相，只有几句說明的植物學書。所以我深信不但生物學，就是歷史地理，也可以這樣辦。

　　然而許多人的隨便的哄笑，是一枝白粉筆，它能夠將粉涂在對手的鼻子上，使他的話好像小丑的打諢。

　　前几天，我在《現代》上看見蘇汶先生的文章，他以中立的文藝論者的立場，將“連環圖畫”一筆抹殺了。自然，那不過是隨便提起的，并非討論繪畫的專門文字，然而在青年藝術學徒的心中，也許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所以我再來說几句。

　　我們看慣了繪畫史的插圖上，沒有“連環圖畫”，名人的作品的展覽會上，不是“羅馬夕照”，就是“西湖晚涼”，便以為那是一种下等物事，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但若走進意大利的教皇宮〔２〕——我沒有游歷意大利的幸福，所走進的自然只是紙上的教皇宮——去，就能看見凡有偉大的壁畫，几乎都是《舊約》，《耶穌傳》，《圣者傳》的連環圖畫，藝術史家截取其中的一段，印在書上，題之曰《亞當的創造》〔３〕，《最后之晚餐》〔４〕，讀者就不覺得這是下等，這在宣傳了，然而那原畫，卻明明是宣傳的連環圖畫。

　　在東方也一樣。印度的阿強陀石窟〔５〕，經英國人摹印了壁畫以后，在藝術史上發光了；中國的《孔子圣跡圖》〔６〕，只要是明版的，也早為收藏家所寶重。這兩樣，一是佛陀的本生〔７〕，一是孔子的事跡，明明是連環圖畫，而且是宣傳。

　　書籍的插畫，原意是在裝飾書籍，增加讀者的興趣的，但那力量，能補助文字之所不及，所以也是一种宣傳畫。這种畫的幅數极多的時候，即能只靠圖像，悟到文字的內容，和文字一分開，也就成了獨立的連環圖畫。最顯著的例子是法國的陀萊（ＧｕｓｔａｖｅＤｏｒe），他是插圖版畫的名家，最有名的是《神曲》，《失樂園》，《吉訶德先生》，還有《十字軍記》〔８〕的插畫，德國都有單印本（前二种在日本也有印本），只靠略解，即可以知道本書的梗概。然而有誰說陀萊不是藝術家呢？宋人的《唐風圖》和《耕織圖》〔９〕，現在還可找到印本和石刻；至于仇英的《飛燕外傳圖》和《會真記圖》〔１０〕，則翻印本就在文明書局發賣的。凡這些，也都是當時和現在的藝術品。

　　自十九世紀后半以來，版畫复興了，許多作家，往往喜歡刻印一些以几幅畫匯成一帖的“連作”（Ｂｌａｔｔｆｏｌｇｅ）。這些連作，也有并非一個事件的。現在為青年的藝術學徒計，我想寫出几個版畫史上已經有了地位的作家和有連續事實的作品在下面：

　　首先應該舉出來的是德國的珂勒惠支（ＫａHｔｈｅＫｏｌｌｗｉｔｚ７蛉恕玻保薄場*她除了為霍普德曼的《織匠》（ＤｉｅＷｅｂｅｒ）而刻的六幅版畫外，還有三种，有題目，無說明——一，《農民斗爭》（Ｂａｕｅｒｎｋｒｉｅｇ），金屬版七幅；二，《戰爭》（ＤｅｒＫｒｉｅｇ），木刻七幅；三，《無產者》（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木刻三幅。以《士敏土》的版畫，為中國所知道的梅斐爾德（ＣａｒｌＭｅｆｆｅｒｔ），是一個新進的青年作家，他曾為德譯本斐格納爾的《獵俄皇記》（ＤｉｅＪａｇｄｎａｃｈＺａｒｅｎｖｏｎＷｅｒａＦｉｇｎｅｒ）〔１２〕刻過五幅木版圖，又有兩种連作——一，《你的姊妹》（ＤｅｉｎｅＳｃｈｗｅｓｔｅｒ），木刻七幅，題詩一幅；

　　二，《養護的門徒》（原名未詳），木刻十三幅。比國有一個麥綏萊勒（ＦｒａｎｓＭａｓｅｒｅｅｌ）〔１３〕，是歐洲大戰時候，像羅曼羅蘭〔１４〕一樣，因為非戰而逃出過外國的。他的作品最多，都是一本書，只有書名，連小題目也沒有。現在德國印出了普及版（ＢｅｉＫｕｒｔＷｏｌｆｆ，Ｍuｎｃｈｅｎ），每本三馬克半，容易到手了。我所見過的是這几种——一，《理想》（ＤｉｅＩｄｅｅ），木刻八十三幅；二，《我的禱告》（ＭｅｉｎＳｔｕｎｄｅｎｂｕｃｈ），木刻一百六十五幅；

　　三，《沒字的故事》（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ｏｈｎｅＷｏｒｔｅ），木刻六十幅；

　　四，《太陽》（ＤｉｅＳｏｎｎｅ），木刻六十三幅；五，《工作》（ＤａｓＷｅｒｋ），木刻，幅數失記；六，《一個人的受難》（ＤｉｅＰａｓｓｉｏｎｅｉｎｅｓＭｅｎｓｃｈｅｎ），木刻二十五幅。

　　美國作家的作品，我曾見過希該爾〔１５〕木刻的《巴黎公社》（ＴｈｅＰａｒｉｓＣｏｍｍｕｎｅ，ＡＳｔｏｒｙｉｎ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ｂｙ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ｉｅｇｅｌ），是紐約的約翰李特社（ＪｏｈｎＲｅｅｄＣｌｕｂ）出版的。還有一本石版的格羅沛爾（ＷAＧｒｏｐｐｅｒ）所畫的書，据趙景山淌謁擔恰奧硐返墓适隆保玻保*〕另譯起來，恐怕要“信而不順”，只好將原名照抄在下面——《Ａｌａｙ－Ｏｏｐ》（ＬｉｆｅａｎｄＬｏｖｅ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ＡｃｒｏｂａｔｓAＳ□淖骷椅也淮籩潰*因為那作品定价貴。但曾經有一本小書，只有十五幅木刻和不到二百字的說明，作者是有名的吉賓斯（ＲｏｂｅｒｔＧｉｂｂｉｎｇｓ）〔１７〕，限印五百部，英國紳士是死也不肯重印的，現在恐怕已將絕版，每本要數十元了罷。那書是——

　　《第七人》（Ｔｈｅ７ｔｈＭａｎ）。

　　以上，我的意思是總算舉出事實，證明了連環圖畫不但可以成為藝術，并且已經坐在“藝術之宮”的里面了。至于這也和其他的文藝一樣，要有好的內容和技術，那是不消說得的。

　　我并不勸青年的藝術學徒蔑棄大幅的油畫或水彩畫，但是希望一樣看重并且努力于連環圖畫和書報的插圖；自然應該研究歐洲名家的作品，但也更注意于中國舊書上的繡像和畫本，以及新的單張的花紙。這些研究和由此而來的創作，自然沒有現在的所謂大作家的受著有些人們的照例的歎賞，然而我敢相信：對于這，大眾是要看的，大眾是感激的！十月二十五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文學月報》第四號。

　　〔２〕意大利的教皇宮位于梵蒂岡，宮內保存著歐洲文藝复興時期許多重要文物和繪畫、雕塑等。

　　〔３〕《亞當的創造》根据《舊約·創世記》中上帝造人的故事所作的繪畫。亞當，上帝用泥土所造的男人。歐洲有不少以此為題的繪畫，其中著名的有米開朗琪羅于一五○八年至一五一二年間所作的西斯庭禮拜堂拱頂壁畫的一部分。

　　〔４〕《最后之晚餐》根据《新約·馬太福音》所作的繪畫，描寫耶穌殉難前与十二門徒共進晚餐時，當眾宣布一門徒出賣自己而引起群情激動的情景。歐洲有不少以此為題的繪畫，其中著名的有達·芬奇于一四九五年至一四九七年間所作的米蘭圣瑪利亞·格拉契教堂中的壁畫。

　　〔５〕阿強陀石窟（ＡｊａｎｔａＣａｖｅＴｅｍｐｌｅ）今譯阿旃陀石窟，位于印度德干高原文達雅山，原是在馬蹄形的壁面上鑿成的僧房，約從公元前一、二世紀開鑿，到公元六、七世紀建成，共二十九洞。洞內保存印度壁畫很多，也較完整。壁畫的內容大多表現佛的生平故事和印度古代人民与宮廷生活的情景，為印度古代藝術的著名寶藏之一。〔６〕《孔子圣跡圖》一部關于孔丘生平事跡的連環圖畫，明代有木刻、石刻多种。木刻現存最早的有明初刻本，共三十六圖，以后又有明万歷年間刻本一一二幅（呂兆祥編）。石刻有曲阜孔廟保存的明万歷年間的一二○幅。

　　〔７〕佛陀的本生佛陀，梵語Ｂｕｄｄｈａ的音譯，意為“智者”、“覺者”，簡稱佛。這里指佛教創立者釋迦牟尼。本生，梵語Ｊ□ｔａｋａ（闍陀伽）的意譯，“十二部經”之一，是佛敘說自己過去因緣的經文。〔８〕陀萊（１８３３—１８８３）法國版畫家。他作插圖的《神曲》為意大利詩人但丁（１２６５—１３２１）的長詩；《失樂園》為英國詩人彌爾頓（１６０８—１６７４）的長詩；《吉訶德先生》，參看本卷第３５４頁注〔２〕。《十字軍記》，陀萊編繪的連環圖畫，共一百幅。

　　〔９〕《唐風圖》南宋馬和之所繪的《詩經》圖卷之一。《耕織圖》，描繪耕种、紡織生產過程的圖畫。南宋劉松年畫過《耕織圖》兩卷，樓□畫過《耕圖》二十一幅，《織圖》二十四幅。〔１０〕仇英（？—約１５５２）字實父，號十洲，江蘇太倉人，明代畫家。他為之繪圖的《飛燕外傳》，傳奇小說，題漢代伶玄撰，寫趙飛燕姊妹的宮廷生活；《會真記》，傳奇小說，唐代元稹作，寫崔鶯鶯与張生的戀愛故事。

　　〔１１〕珂勒惠支夫人（１８６７—１９４５）德國版畫家。一九三六年，魯迅曾用“三閒書屋”名義編選出版了《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她作插圖的《織匠》，是德國作家霍普特曼寫的以紡織工人罷工為題材的劇本。

　　〔１２〕梅斐爾德現代德國版畫家。一九三○年，魯迅曾用“三閒書屋”名義編印出版了《梅斐爾德木刻〈士敏土〉之圖》。他作插圖的《獵俄皇記》，俄國民粹派女革命家斐格納爾（１８５２—１９４２）寫的回憶錄，記述一八八一年三月民粹派行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故事。〔１３〕麥綏萊勒比利時版畫家。參看本書《〈一個人的受難〉序》及其注〔４〕。

　　〔１４〕羅曼·羅蘭（ＲｏｍａｉｎＲｏｌｌａｎｄ，１８６６—１９４４）法國作家、社會活動家。著有長篇小說《約翰·克利斯朵夫》及傳記《貝多芬傳》等。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僑居瑞士，反對戰爭。〔１５〕希該爾未詳。

　　〔１６〕參看《二心集·風馬牛》及其有關注。〔１７〕吉賓斯（１８８９—１９５８）英國木刻家。



“論語一年”

　　——借此又談蕭伯納

　　說是《論語》辦到一年了，語堂〔２〕先生命令我做文章。這實在好像出了“學而一章”〔３〕的題目，叫我做一篇白話八股一樣。沒有法，我只好做開去。

　　老實說罷，他所提倡的東西，我是常常反對的。先前，是對于“費厄潑賴”〔４〕，現在呢，就是“幽默”〔５〕。我不愛“幽默”，并且以為這是只有愛開圓桌會議〔６〕的國民才鬧得出來的玩意儿，在中國，卻連意譯也辦不到。我們有唐伯虎，有徐文長；〔７〕還有最有名的金圣歎，“殺頭，至痛也，而圣歎以無意得之，大奇！”雖然不知道這是真話，是笑話；是事實，還是謠言。但總之：一來，是聲明了圣歎并非反抗的叛徒；二來，是將屠戶的凶殘，使大家化為一笑，收場大吉。我們只有這樣的東西，和“幽默”是并無什么瓜葛的。

　　況且作者姓氏一大篇〔８〕，動手者寥寥無几，乃是中國的古禮。在這种禮制之下，要每月說出兩本“幽默”來，倒未免有些“幽默”的气息。這气息令人悲觀，加以不愛，就使我不大熱心于《論語》了。

　　然而，《蕭的專號》〔９〕是好的。

　　它發表了別處不肯發表的文章，揭穿了別處故意顛倒的談話，至今還使名士不平，小官怀恨，連吃飯睡覺的時候都會記得起來。憎惡之久，憎惡者之多，就是效力之大的證据。

　　莎士比亞雖然是“劇圣”，我們不大有人提起他。五四時代紹介了一個易卜生，名聲倒還好，今年紹介了一個蕭，可就糟了，至今還有人肚子在發脹。

　　為了他笑嘻嘻，辨不出是冷笑，是惡笑，是嘻笑么？并不是的。為了他笑中有刺，刺著了別人的病痛么？也不全是的。列維它夫〔１０〕說得很分明：就因為易卜生是偉大的疑問號（？），而蕭是偉大的感歎號（！）的緣故。

　　他們的看客，不消說，是紳士淑女們居多。紳士淑女們是頂愛面子的人种。易卜生雖然使他們登場，雖然也揭發一點隱蔽，但并不加上結論，卻從容的說道“想一想罷，這到底是些什么呢？”紳士淑女們的尊嚴，确也有一些動搖了，但究竟還留著搖搖擺擺的退走，回家去想的余裕，也就保存了面子。至于回家之后，想了也未，想得怎樣，那就不成什么問題，所以他被紹介進中國來，四平八穩，反對的比贊成的少。蕭可不這樣了，他使他們登場，撕掉了假面具，闊衣裝，終于拉住耳朵，指給大家道，“看哪，這是蛆虫！”連磋商的工夫，掩飾的法子也不給人有一點。這時候，能笑的就只有并無他所指摘的病痛的下等人了。在這一點上，蕭是和下等人相近的，而也就和上等人相遠。

　　這怎么辦呢？仍然有一定的古法在。就是：大家沸沸揚揚的嚷起來，說他有錢，說他裝假，說他“名流”，說他“狡猾”，至少是和自己們差不多，或者還要坏。自己是生活在小茅廁里的，他卻從大茅廁里爬出，也是一只蛆虫，紹介者胡涂，稱贊的可惡。然而，我想，假使蕭也是一只蛆虫，卻還是一只偉大的蛆虫，正如可以同有許多感歎號，而惟獨他是“偉大的感歎號”一樣。譬如有一堆蛆虫在這里罷，一律即即足足，自以為是紳士淑女，文人學士，名宦高人，互相點頭，雍容揖讓，天下太平，那就是全体沒有什么高下，都是平常的蛆虫。但是，如果有一只驀地跳了出來，大喝一聲道：“這些其實都是蛆虫！”那么，——自然，它也是從茅廁里爬出來的，然而我們非認它為特別的偉大的蛆虫則不可。蛆虫也有大小，有好坏的。

　　生物在進化，被達爾文揭發了，使我們知道了我們的遠祖和猴子是親戚。〔１１〕然而那時的紳士們的方法，和現在是一模一樣的：他們大家倒叫達爾文為猴子的子孫。羅廣廷博士在廣東中山大學的“生物自然發生”的實驗尚未成功，〔１２〕我們姑且承認人類是猴子的親戚罷，雖然并不十分体面。但這同是猴子的親戚中，達爾文又不能不說是偉大的了。那理由很簡單而且平常，就因為他以猴子親戚的家世，卻并不忌諱，指出了人們是猴子的親戚來。

　　猴子的親戚也有大小，有好坏的。

　　但達爾文善于研究，卻不善于罵人，所以被紳士們嘲笑了小半世。給他來斗爭的是自稱為“達爾文的咬狗”〔１３〕的赫胥黎，他以淵博的學識，警辟的文章，東沖西突，攻陷了自以為亞當和夏娃〔１４〕的子孫們的最后的堡壘。現在是指人為狗，變成摩登了，也算是一句惡罵。但是，便是狗罷，也不能一例而論的，有的食肉，有的拉橇，有的為軍隊探敵，有的幫警署捉人，有的在張園〔１５〕賽跑，有的跟化子要飯。將給闊人開心的吧儿和在雪地里救人的猛犬一比較，何如？如赫胥黎，就是一匹有功人世的好狗。

　　狗也有大小，有好坏的。

　　但要明白，首先就要辨別。“幽默處俏皮与正經之間”（語堂語）。不知俏皮与正經之辨，怎么會知道這“之間”？我們雖挂孔子的門徒招牌，卻是庄生的私淑弟子。“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与非不想辨；“不知周之夢為蝴蝶歟，蝴蝶之夢為周歟？”夢与覺也分不清。生活要混沌。如果鑿起七竅來呢？庄子曰：“七日而混沌死。”〔１６〕這如何容得感歎號？

　　而且也容不得笑。私塾的先生，一向就不許孩子憤怒，悲哀，也不許高興。皇帝不肯笑，奴隸是不准笑的。他們會笑，就怕他們也會哭，會怒，會鬧起來。更何況坐著有版稅可抽，而一年之中，竟“只聞其騷音怨音以及刻薄刁毒之音”呢？這可見“幽默”在中國是不會有的。

　　這也可見我對于《論語》的悲觀，正非神經過敏。有版稅的尚且如此，還能希望那些炸彈滿空，河水漫野之處的人們來說“幽默”么？恐怕連“騷音怨音”也不會有，“盛世元音”自然更其談不到。將來圓桌會議上也許有人列席，然而是客人，主賓之間，用不著“幽默”。甘地一回一回的不肯吃飯，而主人所辦的報章上，已有說應該給他鞭子的了。〔１７〕這可見在印度也沒有“幽默”。

　　最猛烈的鞭撻了那主人們的是蕭伯納，而我們中國的有些紳士淑女們可又憎惡他了，這真是伯納“以無意得之，大奇！”然而也正是辦起《孝經》〔１８〕來的好文字：“此士大夫之孝也。”

　　《中庸》《大學》〔１８〕都已新出，《孝經》是一定就要出來的；不過另外還要有《左傳》。在這樣的年頭，《論語》那里會辦得好；二十五本，已經要算是“不亦樂乎”的了。八月二十三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六日《論語》第二十五期。

　　〔２〕語堂林語堂（１８９５—１９７６），福建龍溪人，作家。曾留學美國、德國，早期是《語絲》撰稿人之一。三十年代在上海主編《論語》、《人間世》、《宇宙風》等刊物，提倡“幽默”、“閒适”和“性靈”文學，以自由主義者的姿態為國民党反動統治粉飾太平。一九三六年居留美國，一九六六年定居台灣，長期從事反動文化活動。〔３〕“學而一章”“學而”是《論語》第一篇的題目。舊時的八股文，一般以《論語》等儒家經典中的文句命題。〔４〕“費厄潑賴”英語ｆａｉｒｐｌａｙ的音譯，意思是光明正大的比賽，不用不正當的手段。后來英國資產階級曾有人提倡將這种精神用于社會生活和党派斗爭，認為這是每一個資產階級紳士應有的涵養和品德。林語堂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語絲》第五十七期發表的《插論語絲的文体——穩健，罵人，及費厄潑賴》一文中，說“中國‘潑賴’的精神就很少，更談不到‘費厄’”，“對于失敗者不應再施攻擊，……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釗為例，我們便不應再攻擊其個人”。作者在《墳·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中曾批判過這一主張。〔５〕“幽默”英語ｈｕｍｏｕｒ的音譯。林語堂從一九三二年九月創辦《論語》起，就提倡“幽默”，他說“《論語》發刊以提倡幽默為目標”（見《論語》第一期“群言堂”《“幽默”与“語妙”之討論》）。〔６〕圓桌會議中世紀英國亞瑟王召集高級騎士開會時，為表示席次不分高下，采用圓桌會議的形式。后泛指与會者地位在形式上平等的會議。

　　〔７〕唐伯虎（１４７０—１５２４）名寅，吳縣（今屬江蘇）人。徐文長（１５２１—１５９３），名渭，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兩人都是明代文學家、畫家。過去民間流傳不少關于他們的笑話。

　　〔８〕作者姓氏一大篇過去有些雜志為了顯示陣容的強大，常列出大批撰稿人名單。《論語》自第五期起，在刊頭下印有“長期撰稿員”二十余人。

　　〔９〕《蕭的專號》指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出版的《論語》第十二期《蕭伯納游華專號》。

　　〔１０〕列維它夫（nAoAXGLJQKL，１８９１—１９４２）蘇聯作家。他浴恫傘□艫南肪紜*一文中說：“說到蕭和易卜生的對比，這也是自然的，因為，易卜生和蕭是資產階級戲劇創作的頂點。然而這個頂點——易卜生——被濃密的永久的云霧掩蔽著。易卜生——是個天才的問號‘？’，沒有答案的問題，沒有解決的疑問。……蕭——卻是個偉大的惊歎號‘！’——這一個頂點被斗爭化的思想的燦爛光線鍍了金了；對于他，提出疑問，也大半是倫理道德的疑問，就等于解決這個疑問，因為疑問的解決就包含在疑問的正确的提出，像蝴蝶的包含在蛹里面一樣。”（据蕭參譯文）

　　〔１１〕達爾文在《人類起源和性的選擇》第六章《論人類的血緣和譜系》中，描述了人類的始祖類人猿。

　　〔１２〕羅廣廷廣西合浦縣人。早年留學法國，曾得醫學博士。三十年代任中山大學生物教授時，發表《生物自然發生的發明》、《用真憑實据來答复進化論學者》等文，用物种不變論反對達爾文的進化學說，聲稱他在“科學試驗”中發現了“生物自然發生的奇跡”，說“由此推論，人猿，牛，豬……等生物，自然也是在古代某時某地的适應環境里產生的，而不是要經過几千億兆年的進化才有的。”〔１３〕“達爾文的咬狗”赫胥黎在達爾文發表《物种起源》受到攻擊時，极力為達爾文辯護，他在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給達爾文的信中說：“至于那些要吠、要嗥的惡狗，你必須想到你的朋友們無論如何還有一定的戰斗性……我正在磨利我的爪和牙，以作准備”。〔１４〕亞當和夏娃《圣經》故事中由上帝創造的人類始祖，見《舊約·創世記》第一章。

　　〔１５〕張園舊時上海的一個公共游覽場所，原為無錫張氏私人花園，故名。按當時上海賽狗的地方是在逸園、申園、明園等處。〔１６〕庄生（約前３６９—前２８６）即庄子，名周，戰國時宋國人，道家思想主要代表人物。這里的引語，前兩處見《庄子·齊物論》，后一處見《庄子·應帝王》。

　　〔１７〕甘地（ＭAＧａｎｄｈｉ，１８６９—１９４８）印度民族獨立運動領袖*主張“非暴力抵抗”，以“不合作運動”對付英國殖民政府，屢遭監禁，在獄中多次絕食。一九三○年五月六日“路透電”曾說到英國殷芝開伯爵主張對他采用武力。

　　〔１８〕《孝經》儒家經典之一，作者各說不一，當為孔門后學所作。下面的引語，出自該書《卿大夫》：“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三者備矣，然后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

　　〔１９〕《中庸》《大學》儒家經書名，當時在上海以此為名出版的雜志有：《中庸》半月刊，徐心芹等主辦，一九三三年三月創刊；《大學》月刊，林眾可、丘漢平等編輯，一九三三年八月創刊。



“蜜蜂”与“蜜”

　　陳思先生：

　　看了《濤聲》上批評《蜜蜂》〔２〕的文章后，發生了兩個意見，要寫出來，听听專家的判定。但我不再來辯論，因為《濤聲》并不是打這類官司的地方。

　　村人火燒蜂群，另有緣故，并非階級斗爭的表現，我想，這是可能的。但蜜蜂是否會于虫媒花有害，或去害風媒花呢，我想，這也是可能的。

　　昆虫有助于虫媒花的受精，非徒無害，而且有益，就是极簡略的生物學上也都這樣說，确是不錯的。但這是在常態時候的事。假使蜂多花少，情形可就不同了，蜜蜂為了采粉或者救饑，在一花上，可以有數匹甚至十余匹一涌而入，因為爭，將花瓣弄傷，因為餓，將花心咬掉，听說日本的果園，就有遭了這种傷害的。它的到風媒花上去，也還是因為饑餓的緣故。這時釀蜜已成次要，它們是吃花粉去了。

　　所以，我以為倘花的多少，足供蜜蜂的需求，就天下太平，否則，便會“反動”。譬如蟻是養護蚜虫的，但倘將它們關在一處，又不另給食物，蟻就會將蚜虫吃掉；人是吃米或麥的，然而遇著饑饉，便吃草根樹皮了。

　　中國向來也養蜂，何以并無此弊呢？那是极容易回答的：因為少。近來以養蜂為生財之大道，干這事的愈多。然而中國的蜜价，遠遜歐美，与其賣蜜，不如賣蜂。又因報章鼓吹，思養蜂以獲利者輩出，故買蜂者也多于買蜜。因這緣故，就使養蜂者的目的，不在于使釀蜜而在于使繁殖了。但种植之業，卻并不与之俱進，遂成蜂多花少的現象，鬧出上述的亂子來了。

　　總之，中國倘不設法擴張蜂蜜的用途，及同時開辟果園農場之類，而一味出賣蜂种以圖目前之利，養蜂事業是不久就要到了絕路的。此信甚希發表，以冀有心者留意也。專此，順請

　　著安。

　　羅憮。六月十一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七日《濤聲》第二卷第二十三期，署名羅憮。

　　〔２〕《蜜蜂》張天翼所作短篇小說。寫一個養蜂場因蜂多花少，致使蜂群傷害了農民的庄稼，引起群眾反抗的故事。小說發表后，陳思（曹聚仁）在《濤聲》第二卷第二十二期（一九三三年六月十日）寫了《“蜜蜂”》一文，其中說：“張天翼先生寫《蜜蜂》的原起，也許由于听到無錫鄉村人火燒華繹之蜂群的故事。那是土豪劣紳地痞流氓敲詐不遂的報复舉動，和無錫農民全無關系；并且那一回正當苜蓿花開，蜂群采蜜，更有利于農事，農民決不反對的。鄉村間的斗爭，決不是單純的勞資斗爭，若不仔細分析斗爭的成分，也要陷于錯誤的。希望張天翼先生看了我的話，實際去研究調查一下。”



《木刻創作法》序

　　地不問東西，凡木刻的圖版，向來是畫管畫，刻管刻，印管印的。中國用得最早，而照例也久經衰退；清光緒中，英人傅蘭雅氏編印《格致匯編》，〔２〕插圖就已非中國刻工所能刻，精細的必需由英國運了圖版來。那就是所謂“木口木刻”〔３〕，也即“复制木刻”，和用在編給印度人讀的英文書，后來也就移給中國人讀的英文書上的插畫，是同類的。那時我還是一個儿童，見了這些圖，便震惊于它的精工活潑，當作寶貝看。到近几年，才知道西洋還有一种由畫家一手造成的版畫，也就是原畫，倘用木版，便叫作“創作木刻”，是藝術家直接的創作品，毫不假手于刻者和印者的。現在我們所要紹介的，便是這一种。

　　為什么要紹介呢？据我個人的私見，第一是因為好玩。說到玩，自然好像有些不正經，但我們鈔書寫字太久了，誰也不免要息息眼，平常是看一會窗外的天。假如有一幅挂在牆壁上的畫，那豈不是更其好？倘有得到名畫的力量的人物，自然是無須乎此的，否則，一張什么复制縮小的東西，實在遠不如原版的木刻，既不失真，又省耗費。自然，也許有人要指為“要以‘今雅’立國”〔４〕的，但比起“古雅”來，不是已有“古”“今”之別了么？

　　第二，是因為簡便。現在的金价很貴了，一個青年藝術學徒想畫一幅畫，畫布顏料，就得化一大批錢；畫成了，倘使沒法展覽，就只好請自己看。木刻是無需多化錢的，只用几把刀在木頭上划來划去——這也許未免說得太容易了——就如印人的刻印一樣，可以成為創作，作者也由此得到創作的歡喜。印了出來，就能將同樣的作品，分給別人，使許多人一樣的受到創作的歡喜。總之，是比別种作法的作品，普遍性大得遠了。

　　第三，是因為有用。這和“好玩”似乎有些沖突，但其實也不盡然的，要看所玩的是什么。打馬將恐怕是終于沒有出息的了；用火藥做花炮玩，推廣起來卻就可以造槍炮。大炮，總算是實用不過的罷，而安特萊夫一有錢，卻將它裝在自己的庭園里當玩藝。木刻原是小富家儿藝術，然而一用在刊物的裝飾，文學或科學書的插畫上，也就成了大家的東西，是用不著多說的。

　　這實在是正合于現代中國的一种藝術。

　　但是至今沒有一本講說木刻的書，這才是第一本。雖然稍簡略，卻已經給了讀者一個大意。由此發展下去，路是廣大得很。題材會丰富起來的，技藝也會精煉起來的，采取新法，加以中國舊日之所長，還有開出一條新的路徑來的希望。那時作者各將自己的本領和心得，貢獻出來，中國的木刻界就會發生光焰。這書雖然因此要成為不過一粒星星之火，但也夠有歷史上的意義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九日，魯迅記。

　　BB

　　〔１〕本篇在收入本書前未在報刊上發表過。

　　《木刻創作法》，白危編譯的關于木刻的入門書，一九三七年一月上海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

　　〔２〕傅蘭雅（ＪAＦｒｙｅｒ，１８３９—１９２８）英國教士。一八六一模*清咸丰十一年）來我國傳教，一八七五年（清光緒元年）在上海与人合辦“格致書院”，次年出版專刊西方自然科學論著摘要和科學情報資料的《格致匯編》（季刊），時斷時續，至一八九二年共出二十八本。該刊附有大量刻工精細的插圖。

　　〔３〕“木口木刻”即在木頭橫斷面上進行的雕刻。〔４〕這是施蟄存在《“庄子”与“文選”》一文中攻擊魯迅的話：“新文學家中，也有玩木刻，考究版本，收羅藏書票，以駢体文為白話書信作序，甚至寫字台上陳列了小擺設的，照丰先生的意見說來，難道他們是要以‘今雅’立足于天地之間嗎？”魯迅曾將該文錄入《准風月談“感舊”以后（上）》的“備考”。



《守常全集》題記

　　我最初看見守常〔２〕先生的時候，是在獨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樣進行《新青年》的集會上，這樣就算認識了。不知道他其時是否已是共產主義者。總之，給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誠實，謙和，不多說話。《新青年》的同人中，雖然也很有喜歡明爭暗斗，扶植自己勢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來，絕對的不是。

　　他的模樣是頗難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質，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這樣的商人，我在南邊沒有看見過，北京卻有的，是舊書店或箋紙店的掌柜。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們槍擊徒手請愿的學生的那一次，他也在群眾中，給一個兵抓住了，問他是何等樣人。答說是“做買賣的”。兵道：“那么，到這里來干什么？滾你的罷！”一推，他總算逃得了性命。

　　倘說教員，那時是可以死掉的。

　　然而到第二年，他終于被張作霖們害死了。

　　段將軍的屠戮，死了四十二人，其中有几個是我的學生，我實在很覺得一點痛楚；張將軍的屠戮，死的好像是十多人，手頭沒有記錄，說不清楚了，但我所認識的只有一個守常先生。在廈門〔３〕知道了這消息之后，橢圓的臉，細細的眼睛和胡子，藍布袍，黑馬褂，就時時出現在我的眼前，其間還隱約看見絞首台。痛楚是也有些的，但比先前淡漠了。這是我歷來的偏見：見同輩之死，總沒有像見青年之死的悲傷。這回听說在北平公然舉行了葬式〔４〕，計算起來，去被害的時候已經七年了。這是极應該的。我不知道他那時被將軍們所編排的罪狀，——大概總不外乎“危害民國”罷。然而僅在這短短的七年中，事實就鐵鑄一般的證明了斷送民國的四省的并非李大釗，卻是殺戮了他的將軍！

　　那么，公然下葬的寬典，該是可以取得的了。然而我在報章上，又看見北平當局的禁止路祭和捕拿送葬者的新聞。我也不知道為什么，但這回恐怕是“妨害治安”了罷。倘其果然，則鐵鑄一般的反證，實在來得更加神速：看罷，妨害了北平的治安的是日軍呢還是人民！

　　但革命的先驅者的血，現在已經并不希奇了。單就我自己說罷，七年前為了几個人，就發過不少激昂的空論，后來听慣了電刑，槍斃，斬決，暗殺的故事，神經漸漸麻木，毫不吃惊，也無言說了。我想，就是報上所記的“人山人海”去看梟首示眾的頭顱的人們，恐怕也未必覺得更興奮于看賽花燈的罷。血是流得太多了。

　　不過熱血之外，守常先生還有遺文在。不幸對于遺文，我卻很難講什么話。因為所執的業，彼此不同，在《新青年》時代，我雖以他為站在同一戰線上的伙伴，卻并未留心他的文章，譬如騎兵不必注意于造橋，炮兵無須分神于馭馬，那時自以為尚非錯誤。所以現在所能說的，也不過：一，是他的理論，在現在看起來，當然未必精當的；二，是雖然如此，他的遺文卻將永住，因為這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丰碑。一切死的和活的騙子的一迭迭的集子，不是已在倒塌下來，連商人也“不顧血本”的只收二三折了么？

　　以過去和現在的鐵鑄一般的事實來測將來，洞若觀火！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九夜，魯迅謹記。

　　這一篇，是Ｔ先生要我做的，因為那集子要在和他有關系的Ｇ書局出版。我誼不容辭，只得寫了這一點，不久，便在《濤聲》上登出來。但后來，听說那遺集稿子的有權者另托Ｃ書局〔５〕去印了，至今沒有出版，也許是暫時不會出版的罷，我雖然很后悔亂作題記的孟浪，但我仍然要在自己的集子里存留，記此一件公案。十二月三十一夜，附識。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九日《濤聲》第二卷第三十一期。

　　李大釗的文稿經李樂光收集整理，其中三十篇于一九三三年輾轉交上海群眾圖書公司出版，題名《守常全集》，并約請魯迅作序，但在國民党統治下未能出版。一九三九年四月北新書局以“社會科學研究社”名義印出初版，但當即為租界當局沒收。一九四九年七月仍由北新書局重印出書，改名為《守常文集》上冊。

　　〔２〕守常李大釗（１８８９—１９２７），字守常，河北樂亭人，馬克思列宁主義在中國最初的傳播者，中國共產党創始人之一。曾任北京《晨鐘報》總編輯、北京大學教授兼圖書館主任、《新青年》雜志編輯等。他積极領導了五四運動。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党成立后，一直負責北方區党的工作。一九二四年他代表中國共產党与孫中山商談國共合作，在幫助孫中山确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和改組國民党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在北京被奉系軍閥張作霖逮捕，二十八日与范鴻劼、路友于、譚祖堯、張挹蘭（女）等十九人同時遇害。

　　〔３〕這里應作“在廣州”。作者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离開廈門，十八日到達廣州。

　　〔４〕一九三三年四月，北平群眾在中國共產党的發動和領導下，為李大釗舉行公葬。四月二十三日由宣武門外下斜街移柩赴香山万安公墓，途經西四牌樓時，國民党軍警特務即以“妨害治安”為名，禁止群眾送葬，并開槍射擊，送葬者有多人受傷，四十余人當場被捕。〔５〕Ｔ先生指曹聚仁。Ｇ書局，指群眾圖書公司。Ｃ書局，指商務印書館。



《豎琴》前記

　　俄國的文學，從尼古拉斯二世〔２〕時候以來，就是“為人生”的，無論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決，或者墮入神秘，淪于頹唐，而其主流還是一個：為人生。

　　這一种思想，在大約二十年前即与中國一部分的文藝紹介者合流，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３〕，契訶夫，托爾斯泰之名，漸漸出現于文字上，并且陸續翻譯了他們的一些作品，那時組織的介紹“被壓迫民族文學”的是上海的文學研究會〔４〕，也將他們算作為被壓迫者而呼號的作家的。

　　凡這些，离無產者文學本來還很遠，所以凡所紹介的作品，自然大抵是叫喚，呻吟，困窮，酸辛，至多，也不過是一點掙扎。

　　但已經使又一部分人很不高興了，就招來了兩標軍馬的圍剿。創造社豎起了“為藝術的藝術”的大旗，喊著“自我表現”的口號，〔５〕要用波斯詩人的酒杯，“黃書”文士的手杖，〔６〕將這些“庸俗”打平。還有一標是那些受過了英國的小說在供紳士淑女的欣賞，美國的小說家在迎合讀者的心思這些“文藝理論”的洗禮而回來的，一听到下層社會的叫喚和呻吟，就使他們眉頭百結，揚起了帶著白手套的纖手，揮斥道：這些下流都從“藝術之宮”里滾出去！

　　而且中國原來還有著一標布滿全國的舊式的軍馬，這就是以小說為“閒書”的人們。小說，是供“看官”們茶余酒后的消遣之用的，所以要优雅，超逸，万不可使讀者不歡，打斷他消閒的雅興。此說雖古，但卻与英美時行的小說論合流，于是這三標新舊的大軍，就不約而同的來痛剿了“為人生的文學”——俄國文學。

　　然而還是有著不少共鳴的人們，所以它在中國仍然是宛轉曲折的生長著。

　　但它在本土，卻突然凋零下去了。在這以前，原有許多作者企望著轉變的，而十月革命的到來，卻給了他們一個意外的莫大的打擊。于是有梅壘什珂夫斯基夫婦（ＤAＳAＭｅｒｅｚｈｉ－ｋｏｖｓｋｉｉＺAＮAＨｉｐｐｉｕｓ），庫普林（ＡAＩAＫｕｐｒｉｎ），蒲宁（ＩAＡAＢｕｎｉｎ），安特來夫（ＬAＮAＡｎｄｒｅｅｖ）之流的逃亡〔７〕，阿爾志跋綏夫（ＭAＰAＡｒｔｚｙｂａｓｈｅｖ），梭羅古勃（ＦｉｏｄｏｒＳｏｌｏｇｕｂ）之流的沉默〔８〕，舊作家的還在活動者，只剩了勃留梭夫（ＶａｌｅｒｉＢｒｉｕｓｏｖ），惠壘賽耶夫（ＶAＶｅｒｅｓａｉｅｖ），戈理唬□停幔椋恚牽錚穎耄椋暄晴娣蛩*基（ＶAＶAＭａｙａｋｏｖｓｋｉ）這几個人，到后來，還回來了一個亞歷舍·托爾斯泰（ＡｌｅｋｓｅｉＮAＴｏｌｓｔｏｉ）〔９〕。此外也沒有什么顯著的新起的人物，在國*謖爭和列強封鎖中的文苑，是只見萎謝和荒涼了。

　　至一九二○年頃，新經濟政策〔１０〕實行了，造紙，印刷，出版等項事業的勃興，也幫助了文藝的复活，這時的最重要的樞紐，是一個文學團体“綏拉比翁的兄弟們”（Ｓｅｒａｐｉｏｎｓｂｒu－ｄｅｒ）〔１１〕。

　　這一派的出現，表面上是始于二一年二月一日，在列宁格拉“藝術府”里的第一回集會的，加盟者大抵是年青的文人，那立場是在一切立場的否定。淑雪兼珂說過：“從党人的觀點看起來，我是沒有宗旨的人物。這不很好么？自己說起自己來，則我既不是共產主義者，也不是社會革命党員，也不是帝制主義者。我只是一個俄國人，而且對于政治，是沒有操持的。大概和我最相近的，是布爾塞維克，和他們一同布爾塞維克化，我是贊成的。……但我愛農民的俄國。”〔１２〕這就很明白的說出了他們的立場。

　　但在那時，這一個文學團体的出現，卻确是一种惊异，不久就几乎席卷了全國的文壇。在蘇聯中，這樣的非蘇維埃的文學的勃興，是很足以令人奇怪的。然而理由很簡單：當時的革命者，正忙于實行，惟有這些青年文人發表了較為优秀的作品者其一；他們雖非革命者，而身歷了鐵和火的試練，所以凡所描寫的恐怖和戰栗，興奮和感激，易得讀者的共鳴者其二；其三，則當時指揮文學界的瓦浪斯基〔１３〕，是很給他們支持的。託羅茨基也是支持者之一，稱之為“同路人”。同路人者，謂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義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無徹底為革命而斗爭，雖死不惜的信念，僅是一時同道的伴侶罷了。這名稱，由那時一直使用到現在。

　　然而，單說是“愛文學”而沒有明确的觀念形態的徽幟的“綏拉比翁的兄弟們”，也終于逐漸失掉了作為團体的存在的意義，始于渙散，繼以消亡，后來就和別的同路人們一樣，各各由他個人的才力，受著文學上的評价了。

　　在四五年以前，中國又曾盛大的紹介了蘇聯文學，然而就是這同路人的作品居多。這也是無足异的。一者，此种文學的興起較為在先，頗為西歐及日本所賞贊和介紹，給中國也得了不少轉譯的机緣；二者，恐怕也還是這种沒有立場的立場，反而易得介紹者的賞識之故了，雖然他自以為是“革命文學者”。

　　我向來是想介紹東歐文學的一個人，也曾譯過几篇同路人作品，現在就合了十個人的短篇為一集，其中的三篇，是別人的翻譯，我相信為很可靠的。可惜的是限于篇幅，不能將有名的作家全都收羅在內，使這本書較為完善，但我相信曹靖華君的《煙袋》和《四十一》〔１４〕，是可以補這缺陷的。

　　至于各個作者的略傳，和各篇作品的翻譯或重譯的來源，都寫在卷末的《后記》里，讀者倘有興致，自去翻檢就是了。一九三二年九月九日，魯迅記于上海。

　　BB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一月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出版的《豎琴》。

　　《豎琴》，魯迅翻譯和編輯的蘇聯短篇小說集，共收十篇：ＭA扎醚嵌抖純摺貳Ⅲ*A*繆┘驍妗獨蝦淖印罰ㄈ腰耄Ⅲ藺倫支《在沙漠上》、ＫA斐定《果樹園》、ＡA雅各武萊夫《窮苦的人們》、ＶA理丁妒佟貳Ⅲ臕左祝黎《亞克与人性》、ＢA拉甫列涅夫《星花》（曹靖華譯）、ＶA英倍爾《拉拉的利益》、ＶA凱泰耶夫《“物事”》（柔石譯）。〔２〕尼古拉斯二世（YTOKFI\a，１８６８—１９１８）通譯尼古拉二世，俄國最后的一個皇帝，一八九四年即位，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被捕，十月革命后被槍決。

　　〔３〕陀思妥夫斯基（iAnAeKS[KGLSOT\，１８２１—１８８１）通譯退雇滓蛩夠砉骷遙*著有中長篇小說《窮人》、《被侮辱与被損害的》、《罪与罰》等。都介涅夫（fAUAZ^`]GJGL，１８１８—１８８３），通譯屠格涅夫，俄國作家，著有長篇小說《獵人筆記》、《羅亭》、《父与子》等。

　　〔４〕文學研究會參看本卷第３０５頁注〔２０〕。〔５〕創造社參看本卷第７頁注〔５〕。它初期的文學傾向是浪漫主義，帶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但也受唯美主義的影響，強調“藝術家的目的只在乎如何能真摯地表現出自己的感情”，“藝術的本身上是無所謂目的”。后來他們倡導“革命文學”運動，對這种錯誤的觀點進行了自我批評。

　　〔６〕波斯詩人指莪默伽尼謨（ＯｍａｒＫｈａｙｙaｍ，１０４８—１１２３）。郭沫若在一九二四年曾翻譯了他的詩《魯拜集》（Ｒｕｂaｉｙaｔ）。他在詩里常歌唱飲酒。“黃書”文士，指英國十九世紀末聚集在“黃書”（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Ｂｏｏｋ）雜志周圍的一些作家、藝術家，包括畫家畢亞茲萊、詩人歐內斯特·道森、約翰·戴維森、小說家休伯特·克拉坎索普等。郁達夫在《創造周報》第二十、二十一期（一九二三年九月）曾經介紹過他們的生平和作品。

　　〔７〕梅壘什珂夫斯基（eAUAnG`GDOKLSOJ\，１８６６—１９４１）通譯梅列日科夫斯基，俄國作家，象征主義者和神秘主義者；其妻吉皮烏斯（EAYACTaaT^S，１８６９—１９４５），俄國象征*饕迮耍欠嚇紗懟他們于一九二○年逃亡法國。庫普林（ＡAfAd^a`TJ，１８７０—１９３*福國作家，十月革命后逃亡法國，后于一九三七年回到蘇聯。蒲宁（fAＡAN^JTJ，１８７０—１９５３），俄國作家，十月革命后逃亡法國。安特來夫，即安德烈夫，俄國作家，十月革命后逃亡芬蘭。〔８〕阿爾志跋綏夫（Ｍ艫c`QhVIjGL，１８７８—１９２７）俄國作家*一九二三年逃亡華沙。梭羅古勃（iAUKFK]^V，１８６３—１９２７），俄國准遙笳髖紗恚*要作品都寫于十月革命以前。〔９〕勃留梭夫（DAFAN`oSKL，１８７３—１９２４）蘇聯詩人，早期創作受象征主義影響，一九○五年革命前夜開始接触現實生活，同情革命，十月革命后從事社會、文化活動。寫過一些歌頌革命的詩。惠壘賽耶夫，通譯魏烈薩耶夫，十月革命后寫有長篇小說《絕路》、《姊妹》等。戈理基，即高爾基，十月革命后，積极參加社會、文化活動，寫了長篇小說《阿爾達莫諾夫家的事業》、《克里姆·薩姆金的一生》以及大量政論文章。瑪亞珂夫斯基（ＢAＢAＭIbOKLSOJ\，１８９３—１９３０），鴕□硌趴煞*斯基，蘇聯詩人。他的代表作長詩《列宁》、《好》都寫在十月革命之后。亞歷舍托爾斯泰，一九一九年僑居國外，一九二三年回國，以后連續發表長篇小說《彼得大帝》、《苦難的歷程》等。〔１０〕新經濟政策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五年蘇聯實行的經濟政策，區別于從前實行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而言。它的原則是列宁制定的，主要措施是取消余糧收集制而實行糧食稅，發展商業，以租讓及租賃等形式發展國家資本主義。實行的結果，恢复和發展了工農業，鞏固了工農聯盟，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１１〕“綏拉比翁的兄弟們”（UG`IaTKJKLhN`I[Lb）通譯“謝榔□絛值堋薄Ｒ瘓哦荒曖陝狀摹□*琴科等六人組成，一九二四年自動解散。它的名稱是借用德國小說家霍夫曼的一部四卷本短篇小說集的書名。

　　〔１２〕淑雪兼珂（ＭAＭAGKjGJOK，１８９５—１９５８）通譯左琴科！靶煥□絛值堋*文學團体發起人之一。這里所引他的話，見一九二二年《文學雜志》（俄文）第三期所載《論自己及其他》一文。〔１３〕瓦浪斯基（ＡAdADK`KJSOT\，１８８４—１９４３）又譯沃龍斯基，蘇聯作家，文藝批評家。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曾主編“同路人”的雜志《紅色處女地》。

　　〔１４〕《煙袋》蘇聯愛倫堡等的短篇小說集，曹靖華的譯本于一九二八年北京未名社出版；《四十一》，即《第四十一》，蘇聯拉甫列涅夫著中篇小說，曹靖華的譯本于一九二九年未名社出版。



《蕭伯納在上海》序

　　現在的所謂“人”，身体外面總得包上一點東西，綢緞，氈布，紗葛都可以。就是窮到做乞丐，至少也得有一條破褲子；就是被稱為野蠻人的，小肚前后也多有了一排草葉子。要是在大庭廣眾之前自己脫去了，或是被人撕去了，這就叫作不成人樣子。

　　雖然不像樣，可是還有人要看，站著看的也有，跟著看的也有，紳士淑女們一齊掩住了眼睛，然而從手指縫里偷瞥几眼的也有，總之是要看看別人的赤條條，卻小心著自己的整齊的衣褲。

　　人們的講話，也大抵包著綢緞以至草葉子的，假如將這撕去了，人們就也愛听，也怕听。因為愛，所以圍攏來，因為怕，就特地給它起了一個對于自己們可以減少力量的名目，稱說這類的話的人曰“諷刺家”。

　　伯納·蕭一到上海，熱鬧得比泰戈爾還利害，不必說畢力涅克（ＢｏｒｉｓＰｌｌｎｉａｋ）和穆杭（ＰａｕｌＭｏｒａｎｄ）了，〔２〕我以為原因就在此。

　　還有一層，是“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３〕，但這是英國的事情，古來只能“道路以目”〔４〕的人們是不敢的。不過時候也到底不同了，就要听洋諷刺家來“幽默”一回，大家哈哈一下子。

　　還有一層，我在這里不想提。

　　但先要提防自己的衣褲。于是各人的希望就不同起來了。蹩腳愿意他主張拿拐杖，癩子希望他贊成戴帽子，涂了脂粉的想他諷刺黃臉婆，民族主義文學者要靠他來壓服了日本的軍隊。但結果如何呢？結果只要看嘮叨的多，就知道不見得十分圓滿了。

　　蕭的偉大可又在這地方。英系報，日系報，白俄系報，雖然造了一些謠言，而終于全都攻擊起來，就知道他決不為帝國主義所利用。至于有些中國報，那是無須多說的，因為原是洋大人的跟丁。這跟也跟得長久了，只在“不抵抗”或“戰略關系”上，這才走在他們軍隊的前面。

　　蕭在上海不到一整天，而故事竟有這么多，倘是別的文人，恐怕不見得會這樣的。這不是一件小事情，所以這一本書，也确是重要的文獻。在前三個部門之中，就將文人，政客，軍閥，流氓，叭儿的各式各樣的相貌，都在一個平面鏡里映出來了。說蕭是凹凸鏡，我也不以為确鑿。

　　余波流到北平，還給大英國的記者一個教訓：他不高興中國人歡迎他。二十日路透電說北平報章多登關于蕭的文章，是“足證華人傳統的不感覺苦痛性”。〔５〕胡适博士尤其超脫，說是不加招待，倒是最高尚的歡迎。〔６〕“打是不打，不打是打！”〔７〕這真是一面大鏡子，真是令人們覺得好像一面大鏡子的大鏡子，從去照或不愿去照里，都裝模作樣的顯出了藏著的原形。在上海的一部分，雖然用筆和舌的還沒有北平的外國記者和中國學者的巧妙，但已經有不少的花樣。舊傳的臉譜本來也有限，雖有未曾收錄的，或后來發表的東西，大致恐怕總在這譜里的了。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燈下，魯迅。

　　BB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野草書屋出版的《蕭伯納在上海》。

　　《蕭伯納在上海》，樂雯（瞿秋白）編譯，輯入上海中外報紙對于蕭在上海停留期間的記載和評論。在該書的《寫在前面》中說，編譯這書的主要用意，是把它“當作一面平面鏡子，在這里，可以看看真的蕭伯納和各种人物自己的原形。”

　　〔２〕泰戈爾一九二四年四月曾來我國訪問。畢力涅克一九二六年曾來我國。穆杭又譯莫朗，法國作家，一九三一年曾來我國。〔３〕“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英國哲學家約翰·穆勒（１８０６—１８７３）的話。

　　〔４〕“道路以目”語見《國語·周語》：周厲王暴虐無道，“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据三國時吳國韋昭注：“不敢發言，以目相眄而已”。

　　〔５〕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蕭伯納由上海到北平，同日英國路透社發出電訊說：“政府机關報（按指國民党政府的報紙）今晨載有大規模之戰事正在發展中之消息，而仍以廣大之篇幅載蕭伯納抵北事，聞此足證華人傳統的不感覺痛苦性。”

　　〔６〕胡适的話，見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路透社另一電訊：“胡适之于蕭氏抵平之前夕發表一文，其言曰，余以為對于特客如蕭伯納者之最高尚的歡迎，無過于任其獨來獨往，听渠晤其所欲晤者，見其所欲見者云。”

　　〔７〕“打是不打，不打是打！”見宋代張耒《明道雜志》：“殿中丞丘浚，多言人也。嘗在杭謁珊禪師。珊見之殊傲。俄頃，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階接禮甚恭。浚不能平。子弟退，乃問珊曰：‘和尚接浚甚做，而接州將子弟乃爾恭耶？’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起，摑珊數下，乃徐曰：‘和尚莫怪，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一個人的受難》序

　　“連環圖畫”這名目，現在已經有些用熟了，無須更改；但其實是應該稱為“連續圖畫”的，因為它并非“如環無端”，而是有起有訖的畫本。中國古來的所謂“長卷”，如《長江無盡圖卷》，如《歸去來辭圖卷》，〔２〕也就是這一類，不過聯成一幅罷了。

　　這种畫法的起源真是早得很。埃及石壁所雕名王的功績，“死書”〔３〕所畫冥中的情形，已就是連環圖畫。別的民族，古今都有，無須細述了。這于觀者很有益，因為一看即可以大概明白當時的若干的情形，不比文辭，非熟習的不能領會。到十九世紀末，西歐的畫家，有許多很喜歡作這一類畫，立一個題，制成畫帖，但并不一定連貫的。用圖畫來敘事，又比較的后起，所作最多的就是麥綏萊勒。我想，這和電影有极大的因緣，因為一面是用圖畫來替文字的故事，同時也是用連續來代活動的電影。

　　麥綏萊勒（ＦｒａｎｓＭａｓｅｒｅｅｌ）〔４〕是反對歐戰的一人；据他自己說，以一八九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生于弗蘭兌倫的勃蘭勘培克（ＢｌａｎｋｅｎｂｅｒｇｈｅｉｎＦｌａｎｄｅｒｎ），幼小時候是很幸福的，因為玩的多，學的少。求學時代是在干德（Ｇｅｎｔ），在那里的藝術學院里學了小半年；后來就漫游德，英，瑞士，法國去了，而最愛的是巴黎，稱之為“人生的學校”。在瑞士時，常投畫稿于日報上，摘發社會的隱病，羅曼羅蘭比之于陀密埃（Ｄａｕｍｉｅｒ）和戈耶（Ｇｏｙａ）〔５〕。但所作最多的是木刻的書籍上的插圖，和全用圖畫來表現的故事。他是酷愛巴黎的，所以作品往往浪漫，奇詭，出于人情，因以收得惊异和滑稽的效果。獨有這《一個人的受難》（ＤｉｅＰａｓｓｉｏｎｅｉｎｅｓＭｅｎｓｃｈｅｎ）乃是寫實之作，和別的圖畫故事都不同。

　　這故事二十五幅中，也并無一字的說明。但我們一看就知道：在桌椅之外，一無所有的屋子里，一個女子怀著孕了（一），生產之后，即被別人所斥逐，不過我不知道斥逐她的是雇主，還是她的父親（二）。于是她只好在路上彷徨（三），終于跟了別人；先前的孩子，便進了野孩子之群，在街頭搗亂（四）。稍大，去學木匠，但那么重大的工作，幼童是不胜任的（五），到底免不了被人踢出，像打跑一條野狗一樣（六）。他為饑餓所逼，就去偷面包（七），而立刻被維持秩序的巡警所捕獲（八），關進監牢里去了（九）。罰滿釋出（十），這回卻輪到他在熱鬧的路上彷徨（十一），但幸而也竟找得了修路的工作（十二）。不過，終日揮著鶴嘴鋤，是會覺得疲勞的（十三），這時乘机而入的卻是惡友（十四），他受了誘惑，去會妓女（十五），去玩跳舞了（十六）。但歸途中又悔恨起來（十七），決計進厂做工，而且一早就看書自習（十八）；在這環境里，這才遇到了真的相愛的同人（十九）。但勞資兩方沖突了，他登高呼號，聯合下工人，和資本家戰斗（二十），于是奸細窺探于前（二十一），兵警彈壓于后（二十二），奸細又從中离間，他被捕了（二十三）。在受難的“神之子”耶穌像前，這“人之子”就受著裁判（二十四）；自然是死刑，他站著，等候著兵們的開槍（二十五）！耶穌說過，富翁想進天國，比駱駝走過針孔還要難。〔６〕但說這話的人，自己當時卻受難（Ｐａｓｓｉｏｎ）了。現在是歐美的一切富翁，几乎都是耶穌的信奉者，而受難的就輪到了窮人。這就是《一個人的受難》中所敘述的。

　　一九三三年八月六日，魯迅記。

　　BB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九月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的《一個人的受難》。

　　〔２〕“長卷”窄長的橫幅卷軸國畫。古來題名《長江万里》、《江山無盡》的長卷很多，著名的有宋代夏、明代周臣、清代王等人的作品。以陶淵明《歸去來辭》為題材的長卷，有明代徐賁等人的作品。

　　〔３〕“死書”（ＴｈｅＢｏｏｋｏｆｔｈｅＤｅａｄ）又譯“死者之書”，古代埃及宗教文藝的一种。本為王公、貴族的陪葬物。它將多种咒語、禱文、頌歌寫在長卷紙上，冒于死者棺中。許多“死書”還附有冥間的圖畫。

　　〔４〕麥綏萊勒（１８８９—１９７２）通譯麥綏萊爾，比利時畫家、木刻家。曾為美國惠特曼、法國羅曼·羅蘭、巴比塞等作家的作品作插圖。一九三三年九月，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還出版過他的連環畫《光明的追求》、《我的忏悔》和《沒有字的故事》。〔５〕陀密埃（１８０８—１８７９）通譯杜米埃，法國諷刺畫家，擅長石版畫。戈耶（１７４２—１８２８），西班牙諷刺畫家，擅長銅版畫。〔６〕耶穌的這段話，見《新約·馬太福音》第十九章：“我實在告訴你們，財主進天國是難的。我又告訴你們，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上帝的國還容易呢。”



《自選集》自序

　　我做小說，是開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２〕上提倡“文學革命”〔３〕的時候的。這一种運動，現在固然已經成為文學史上的陳跡了，但在那時，卻無疑地是一個革命的運動。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調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這些确可以算作那時的“革命文學”。

　　然而我那時對于“文學革命”，其實并沒有怎樣的熱情。見過辛亥革命〔４〕，見過二次革命〔５〕，見過袁世凱稱帝〔６〕，張勳复辟〔７〕，看來看去，就看得怀疑起來，于是失望，頹唐得很了。民族主義的文學家在今年的一种小報上說，“魯迅多疑”，是不錯的，我正在疑心這批人們也并非真的民族主義文學者，變化正未可限量呢。不過我卻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為我所見過的人們，事件，是有限得很的，這想頭，就給了我提筆的力量。

　　“絕望之為虛妄，正与希望相同。”〔８〕既不是直接對于“文學革命”的熱情，又為什么提筆的呢？想起來，大半倒是為了對于熱情者們的同感。這些戰士，我想，雖在寂寞中，想頭是不錯的，也來喊几聲助助威罷。首先，就是為此。自然，在這中間，也不免夾雜些將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心，設法加以療治的希望。但為達到這希望計，是必須与前驅者取同一的步調的，我于是刪削些黑暗，裝點些歡容，使作品比較的顯出若干亮色，那就是后來結集起來的《吶喊》，一共有十四篇。

　　這些也可以說，是“遵命文學”。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

　　后來《新青年》的團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伙伴還是會這么變化，并且落得一個“作家”的頭銜，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不過已經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隨便談談。有了小感触，就寫些短文，夸大點說，就是散文詩，以后印成一本，謂之《野草》。得到較整齊的材料，則還是做短篇小說，只因為成了游勇，布不成陣了，所以技術雖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較無拘束，而戰斗的意气卻冷得不少。新的戰友在那里呢？我想，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這時期的十一篇作品，謂之《彷徨》，愿以后不再這模樣。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９〕不料這大口竟夸得無影無蹤。逃出北京，躲進廈門，只在大樓上寫了几則《故事新編》和十篇《朝花夕拾》。前者是神話，傳說及史實的演義，后者則只是回憶的記事罷了。此后就一無所作，“空空如也”。

　　可以勉強稱為創作的，在我至今只有這五种，本可以頃刻讀了的，但出版者要我自選一本集。推測起來，恐怕因為這么一辦，一者能夠節省讀者的費用，二則，以為由作者自選，該能比別人格外明白罷。對于第一層，我沒有异議；至第二層，我卻覺得也很難。因為我向來就沒有格外用力或格外偷懶的作品，所以也沒有自以為特別高妙，配得上提拔出來的作品。沒有法，就將材料，寫法，都有些不同，可供讀者參考的東西，取出二十二篇來，湊成了一本，但將給讀者一种“重壓之感”的作品，卻特地竭力抽掉了。這是我現在自有我的想頭的：

　　“并不愿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著好夢的青年。”〔１０〕然而這又不似做那《吶喊》時候的故意的隱瞞，因為現在我相信，現在和將來的青年是不會有這樣的心境的了。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魯迅于上海寓居記。

　　BB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天馬書店出版的《魯迅自選集》。

　　這本《自選集》內收《野草》中的七篇：《影的告別》、《好的故事》、《過客》、《失掉的好地獄》、《這樣的戰士》、《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淡淡的血痕中》；《吶喊》中的五篇：《孔乙己》、《一件小事》、《故鄉》、《阿Ｑ正傳》、《鴨的喜劇》；《彷徨》中的五篇：《在酒樓上》、《肥皂》、《示眾》、《傷逝》、《离婚》；《故事新編》中的兩篇：《奔月》、《鑄劍》；《朝花夕拾》中的三篇：《狗·貓·鼠》、《無常》、《范愛農》。共計二十二篇。

　　〔２〕《新青年》參看本卷第３０５頁注〔１６〕。《新青年》最初的編輯是陳獨秀。在北京出版后，主要成員有李大釗、魯迅、胡适、錢玄同、劉复、吳虞等。隨著五四運動的深入發展，《新青年》團体逐漸發生分化。魯迅是這個團体中的重要撰稿人。

　　〔３〕“文學革命”指“五四”時期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的運動。

　　〔４〕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統治，建立了中華民國。但由于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沒有也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革命果實很快就被代表大地主大買辦階級利益的袁世凱所竊奪。

　　〔５〕二次革命一九一三年七月孫中山領導的反對袁世凱獨裁統治的戰爭。因對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而言，所以稱為“二次革命”。它很快就被袁世凱扑滅。

　　〔６〕袁世凱稱帝袁世凱（１８５９—１９１６），河南項城人，北洋軍閥首領。原為清朝大臣，他在竊取中華民國大總統職位后，于一九一六年一月實行帝制，自稱皇帝，定年號為“洪憲”；同年三月被迫撤銷。〔７〕張勳复辟張勳（１８５４—１９２３），江西奉新人，北洋軍閥之一。一九一七年六月，他在任安徽督軍時，從徐州帶兵到北京，七月一日和康有為等扶植清廢帝溥儀复辟，七月十二日即告失敗。〔８〕“絕望之為虛妄，正与希望相同”原是匈牙利詩人裴多菲在一八四七年七月十七日致友人弗里杰什·凱雷尼信中的話，魯迅在《野草·希望》中曾引用。

　　〔９〕“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語見屈原《离騷》。魯迅曾引用它作為《彷徨》的題辭。

　　〔１０〕這兩句話，引自《吶喊·自序》。

　　祝中俄文字之交〔１〕十五年前，被西歐的所謂文明國人看作半開化的俄國，那文學，在世界文壇上，是胜利的；十五年以來，被帝國主義者看作惡魔的蘇聯，那文學，在世界文壇上，是胜利的。這里的所謂“胜利”，是說：以它的內容和技術的杰出，而得到廣大的讀者，并且給与了讀者許多有益的東西。

　　它在中國，也沒有出于這例子之外。

　　我們曾在梁啟超所辦的《時務報》〔２〕上，看見了《福爾摩斯包探案》〔３〕的變幻，又在《新小說》〔４〕上，看見了焦士威奴（ＪｕｌｅｓＶｅｒｎｅ）〔５〕所做的號稱科學小說的《海底旅行》之類的新奇。后來林琴南大譯英國哈葛德（ＨAＲｉ*洌澹穎齲幔紓紓幔穎洌┐男說了，〔６〕我們又看見了倫敦小姐之纏綿和菲洲野蠻之古怪。至于俄國文學，卻一點不知道，——但有几位也許自己心里明白，而沒有告訴我們的“先覺”先生，自然是例外。不過在別一方面，是已經有了感應的。那時較為革命的青年，誰不知道俄國青年是革命的，暗殺的好手？尤其忘不掉的是蘇菲亞〔７〕，雖然大半也因為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現在的國貨的作品中，還常有“蘇菲”一類的名字，那淵源就在此。

　　那時——十九世紀末——的俄國文學，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和托爾斯泰的作品，已經很影響了德國文學，但這和中國無關，因為那時研究德文的人少得很。最有關系的是英美帝國主義者，他們一面也翻譯了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托爾斯泰，契訶夫的選集了，一面也用那做給印度人讀的讀本來教我們的青年以拉瑪和吉利瑟那（ＲａｍａａｎｄＫｒｉｓｈｎａ）〔８〕的對話，然而因此也攜帶了閱讀那些選集的可能。包探，冒險家，英國姑娘，菲洲野蠻的故事，是只能當醉飽之后，在發脹的身体上搔搔痒的，然而我們的一部分的青年卻已經覺得壓迫，只有痛楚，他要掙扎，用不著痒痒的撫摩，只在尋切實的指示了。

　　那時就看見了俄國文學。

　　那時就知道了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因為從那里面，看見了被壓迫者的善良的靈魂，的酸辛，的掙扎；還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燒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們豈不知道那時的大俄羅斯帝國也正在侵略中國，然而從文學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兩种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

　　從現在看來，這是誰都明白，不足道的，但在那時，卻是一個大發見，正不亞于古人的發見了火的可以照暗夜，煮東西。

　　俄國的作品，漸漸的紹介進中國來了，同時也得了一部分讀者的共鳴，只是傳布開去。零星的譯品且不說罷，成為大部的就有《俄國戲曲集》〔９〕十种和《小說月報》增刊的《俄國文學研究》〔１０〕一大本，還有《被壓迫民族文學號》〔１１〕兩本，則是由俄國文學的啟發，而將范圍擴大到一切弱小民族，并且明明點出“被壓迫”的字樣來了。

　　于是也遭了文人學士的討伐，有的主張文學的“崇高”，說描寫下等人是鄙俗的勾當〔１２〕，有的比創作為處女，說翻譯不過是媒婆〔１３〕，而重譯尤令人討厭。的确，除了《俄國戲曲集》以外，那時所有的俄國作品几乎都是重譯的。但俄國文學只是紹介進來，傳布開去。

　　作家的名字知道得更多了，我們雖然從安特來夫（ＬAＡｎｄｒｅｅｖ）的作品里遇*攪絲植潰□景纖綬穎□虯Ａｒｔｓｙ－ｂａｓｈｅｖ）的作品里看見了絕望和荒唐，但也從珂羅連珂（ＶAＫｏｒｏｌｅｎｋｏ）〔１４〕學得了寬宏，從戈理基（Ｍａｘｉ*恚牽錚穎耄└受了反抗。讀者大眾的共鳴和熱愛，早不是几個論客的自私的曲說所能掩蔽，這偉力，終于使先前膜拜曼殊斐儿（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的紳士也重譯了都介涅夫的《父与子》，〔１５〕排斥“媒婆”的作家也重譯著托爾斯泰的《戰爭与和平》了〔１６〕。

　　這之間，自然又遭了文人學士和流氓警犬的聯軍的討伐。對于紹介者，有的說是為了盧布〔１７〕，有的說是意在投降〔１８〕，有的笑為“破鑼”〔１９〕，有的指為共党，而實際上的對于書籍的禁止和沒收，還因為是秘密的居多，無從列舉。

　　但俄國文學只是紹介進來，傳布開去。

　　有些人們，也譯了《莫索里尼傳》，也譯了《希特拉傳》，但他們紹介不出一冊現代意國或德國的白色的大作品，《戰后》〔２０〕是不屬于希特拉〔２１〕的I字旗下的*端賴氖□貳玻玻病秤种好以“死”自傲。但蘇聯文學在我們卻已有了里培進斯基的《一周間》〔２３〕，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法捷耶夫的《毀滅》，綏拉菲摩微支的《鐵流》；此外中篇短篇，還多得很。凡這些，都在御用文人的明槍暗箭之中，大踏步跨到讀者大眾的怀里去，給一一知道了變革，戰斗，建設的辛苦和成功。

　　但一月以前，對于蘇聯的“輿論”，剎時都轉變了，昨夜的魔鬼，今朝的良朋，許多報章，總要提起几點蘇聯的好處，有時自然也涉及文藝上：“复交”〔２４〕之故也。然而，可祝賀的卻并不在這里。自利者一淹在水里面，將要滅頂的時候，只要抓得著，是無論“破鑼”破鼓，都會抓住的，他決沒有所謂“洁癖”。然而無論他終于滅亡或幸而爬起，始終還是一個自利者。隨手來舉一個例子罷，上海稱為“大報”的《申報》，不是一面甜嘴蜜舌的主張著“組織蘇聯考察團”（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時評），而一面又將林克多的《蘇聯聞見錄》稱為“反動書籍”（同二十七日新聞）么？

　　可祝賀的，是在中俄的文字之交，開始雖然比中英，中法遲，但在近十年中，兩國的絕交也好，复交也好，我們的讀者大眾卻不因此而進退；譯本的放任也好，禁壓也好，我們的讀者也決不因此而盛衰。不但如常，而且擴大；不但雖絕交和禁壓還是如常，而且雖絕交和禁壓而更加擴大。這可見我們的讀者大眾，是一向不用自私的“勢利眼”來看俄國文學的。我們的讀者大眾，在朦朧中，早知道這偉大肥沃的“黑土”〔２５〕里，要生長出什么東西來，而這“黑土”卻也确實生長了東西，給我們親見了：忍受，呻吟，掙扎，反抗，戰斗，變革，戰斗，建設，戰斗，成功。

　　在現在，英國的蕭，法國的羅蘭，也都成為蘇聯的朋友了〔２６〕。這，也是當我們中國和蘇聯在歷來不斷的“文字之交”的途中，擴大而与世界結成真的“文字之交”的開始。這是我們應該祝賀的。

　　十二月三十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文學月報》第一卷第五、六號合刊。

　　〔２〕《時務報》旬刊，一八九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八月在上海創刊，梁啟超主編，是當時鼓吹變法維新的主要刊物，一八九八年七月停刊。

　　〔３〕《福爾摩斯包探案》英國作家柯南道爾（１８５９—１９３０）作的偵探小說。福爾摩斯是書中的主要人物。

　　〔４〕《新小說》月刊，一九○二年（清光緒二十八年）十月在日本橫濱創刊，梁啟超主編。該刊除登載創作小說之外，也刊登翻譯小說。

　　〔５〕焦士威奴（１８２８—１９０５）通譯儒勒·凡爾納，法國小說家。著有科學幻想及冒險小說《海底兩万里》、《神秘島》、《格蘭特船長的女儿》等多种。

　　〔６〕哈葛德（１８５６—１９２５）英國小說家。林琴南曾依靠別人口述，用文言翻譯過他的《迦茵小傳》、《埃及金塔剖尸記》、《斐洲煙水愁城錄》。

　　〔７〕蘇菲亞即別羅夫斯卡婭（UAX艷`KLSOIb，１８５３—１８８１），俄國女革命家，民意党領導人之一。因參加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暗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于同年四月三日被沙皇政府殺害。清末中國無政府主義者所辦的刊物《新世紀》第二十七號（一九○七年十二月），曾介紹過她的事跡，刊出她的照片。

　　〔８〕拉瑪和吉利瑟那都是印度神話中的人物。〔９〕《俄國戲曲集》共學社叢書之一，一九二一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它包括戲曲十种：果戈理的《巡按》（賀啟明譯），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雷雨》（耿濟之譯），屠格涅夫的《村中之月》（耿濟之譯），托爾斯泰的《黑暗之勢力》（耿濟之譯）和《教育之果》（沈穎譯），契訶夫的《海鷗》（鄭振鐸譯）、《伊凡諾夫》、《万尼亞叔父》和《櫻桃園》（三者均耿式之譯），史拉美克的《六月》（鄭振鐸譯）。〔１０〕《俄國文學研究》《小說月報》第十二卷的增刊，一九二一年九月出版。內收鄭振鐸《俄國文學的啟源時代》、耿濟之《俄國四大文學家合傳》、沈雁冰《近代俄國文學家三十人合傳》、魯迅《阿爾志跋綏甫》、郭紹虞《俄國美論及其文藝》、張聞天《托爾斯泰的藝術觀》、沈澤民《俄國的敘事詩歌》等論文，以及魯迅、瞿秋白、耿濟之等所譯俄國文學作品多篇。

　　〔１１〕《被壓迫民族文學號》即《被損害民族的文學號》，《小說月報》第十二卷第十期專刊，一九二一年十月出版。內收魯迅譯的《近代捷克文學概觀》（捷克凱拉綏克作）和《小俄羅斯文學略說》（德國凱爾沛來斯作）、沈雁冰譯的《芬蘭的文學》（ＨｅｒｍｉｏｎｅＲａｍｓｄｅｒ作）、沈澤民譯的《塞爾維亞文學概觀》（ＣｈｅｄｏＭｉｊａｔｏｖｉｃｈ作）、周作人譯的《近代波蘭文學概觀》（波蘭訶勒溫斯奇作）等論文，以及魯迅、沈雁冰等所譯芬蘭、保加利亞、波蘭等國文學作品多篇。〔１２〕指那時曾留學英美的某些紳士派如吳宓等人，參看《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中的有關論述。

　　〔１３〕關于創作是處女，翻譯是媒婆的話，見《民鐸》第二卷第五號（一九二一年二月）郭沫若致李石岑函：“我覺得國內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處子，只注重翻譯，而不注重產生。”〔１４〕珂羅連珂（DACAdK`KFGJOK，１８５３—１９２１）通開柯羅連*疲俄國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說《馬爾加的夢》、《盲音樂家》、《我的同時代人的故事》等。

　　〔１５〕膜拜曼殊斐儿的紳士指陳源。他曾在《新月》第一卷第四號（一九二八年六月）《曼殊斐儿》一文中，稱英國女作家曼殊斐儿是“超絕一世的微妙清新的作家”。后來，他根据英譯本翻譯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一九三一年六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１６〕郭沫若曾根据德譯本翻譯了列夫·托爾斯泰的《戰爭与和平》的一部分，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海文藝書局出版。〔１７〕為了盧布參看本卷第９頁注〔１２〕及《二心集·“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

　　〔１８〕意在投降參看本卷第２２０頁注〔５２〕。〔１９〕“破鑼”反動派對“普羅文學”的污蔑。當時，一般稱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為“普羅文學”；“普羅”是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無產階級）的音譯“普羅列塔利亞”的簡稱。

　　〔２０〕《戰后》德國作家雷馬克的小說《西線無戰事》的續篇，當時有沈叔之的中譯本，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海開明書店出版。〔２１〕希特拉（ＡAＨｉｔｌｅｒ*保福福埂保梗矗擔⊥ㄒ胂Ｌ乩眨鹿ㄎ斯頭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禍首之一。下文的I字旗，即德國法西說鈉熳印！癐”，納粹党的党徽玻玻病場端賴氖□貳∫獯罄*作家鄧南遮在一八九四年出版的小說，當時有芳信的中譯本，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海光華書局出版。〔２３〕里培進斯基（oAYAXTVGJTJSOT\，１８９８—１９５９）通譯里苯夠樟*家。所作《一周間》，當時我國有蔣光慈的譯本，一九三○年一月北新書局出版。又有江思、蘇汶的譯本，一九三○年三月上海水沫書店出版。

　　〔２４〕“复交”國民党政府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宣布和蘇聯斷絕邦交，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宣布复交。〔２５〕“黑土”蘇聯的黑土區面積廣大，有以“黑土”作為它的代稱的。如丹麥文藝批評家和文學史家喬治·勃蘭兌斯（１８４２—１９２７），曾在他寫的《俄國印象記》一書中稱俄國為“黑土”。〔２６〕指英國作家蕭伯納和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羅曼·羅蘭在俄國十月革命后對蘇聯持友好態度，一九三一年發表《与過去告別》一文，熱烈支持無產階級革命。蕭伯納，參看本書《誰的矛盾》及其注〔２〕。



《總退卻》序

　　中國久已稱小說之類為“閒書”，這在五十年前為止，是大概真實的，整日价辛苦做活的人，就沒有工夫看小說。所以凡看小說的，他就得有余暇，既有余暇，可見是不必怎樣辛苦做活的了，成仿吾先生曾經斷之曰：“有閒，即是有錢！”〔２〕者以此。誠然，用經濟學的眼光看起來，在現制度之下，“閒暇”恐怕也确是一种“富”。但是，窮人們也愛小說，他們不識字，就到茶館里去听“說書”，百來回的大部書，也要每天一點一點的听下去。不過比起整天做活的人們來，他們也還是較有閒暇的。要不然，又那有工夫上茶館，那有閒錢做茶錢呢？

　　小說之在歐美，先前又何嘗不這樣。后來生活艱難起來了，為了維持，就缺少余暇，不再能那么悠悠忽忽。只是偶然也還想借書來休息一下精神，而又耐不住嘮叨不已，破費工夫，于是就使短篇小說交了桃花運。這一种洋文壇上的趨勢，也跟著古人之所謂“歐風美雨”，沖進中國來，所以“文學革命”以后，所產生的小說，几乎以短篇為限。但作者的才力不能构成巨制，自然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而且書中的主角也變換了。古之小說，主角是勇將策士，俠盜贓官，妖怪神仙，佳人才子，后來則有妓女嫖客，無賴奴才之流。“五四”以后的短篇里卻大抵是新的智識者登了場，因為他們是首先覺到了在“歐風美雨”中的飄搖的，然而總還不脫古之英雄和才子气。現在可又不同了，大家都已感到飄搖不再要听一個特別的人的運命。某英雄在柏林拊髀看天，某天才在泰山捶胸泣血，還有誰會轉過臉去呢？他們要知道，感覺得更廣大，更深邃了。

　　這一本集子就是這一時代的出產品，顯示著分明的蛻變，人物并非英雄，風光也不旖旎，然而將中國的眼睛點出來了。我以為作者的寫工厂，不及她的寫農村，但也許因為我先前較熟于農村，否則，是作者較熟于農村的緣故罷。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五夜，魯迅記。

　　BB

　　〔１〕本篇在收入本書前未在報刊上發表過。

　　《總退卻》，葛琴的短篇小說集，一九三七年三月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內收短篇小說七篇，与魯迅作序時的篇目有出入。〔２〕“有閒，即是有錢”這是李初梨的話，參看本卷第８頁注〔８〕。




大家降一級試試看

　　《文學》第一期的《〈圖書評論〉所評文學書部分的清算》〔２〕，是很有趣味，很有意義的一篇賬。這《圖書評論》〔３〕不但是“我們唯一的批評雜志”，也是我們的教授和學者們所組成的唯一的聯軍。然而文學部分中，關于譯注本的批評卻占了大半，這除掉那《清算》里所指出的各种之外，實在也還有一個切要的原因，就是在我們學術界文藝界作工的人員，大抵都比他的實力憑空跳高一級。

　　校對員一面要通曉排版的格式，一面要多認識字，然而看現在的出版物，“己”与“已”，“戮”与“戳”，“剌”与“刺”，在很多的眼睛里是沒有區別的。版式原是排字工人的事情，因為他不管，就壓在校對員的肩膀上，如果他再不管，那就成為和大家不相干。作文的人首先也要認識字，但在文章上，往往以“戰'G”為“戰包”，以“已竟”為“已經”；“非常頑艷”是因妒殺人的情形；“年已鼎盛”的意思，是說這人已有六十多歲了。至于譯注的書，那自然，不是“硬譯”，就是誤譯，為了訓斥与指正，竟占去了九本《圖書評論》中文學部分的書數的一半，就是一個不可動搖的證明。

　　這些錯誤的書的出現，當然大抵是因為看准了社會上的需要，匆匆的來投机，但一面也實在為了胜任的人，不肯自貶聲价，來做這用力多而獲利少的工作的緣故。否則，這些譯注者是只配埋首大學，去謹听教授們的指示的。只因為能夠不至于誤譯的人們洁身遠去，出版界上空蕩蕩了，遂使小兵也來挂著帥印，辱沒了翻譯的天下。

　　但是，胜任的譯注家那里去了呢？那不消說，他也跳了一級，做了教授，成為學者了。“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４〕，于是只配做學生的胚子，就乘著空虛，托庇變了譯注者。而事同一律，只配做個譯注者的胚子，卻踞著高座，昂然說法了。杜威教授有他的實驗主義，白璧德教授有他的人文主義，從他們那里零零碎碎販運一點回來的就變了中國的呵斥八极〔５〕的學者，不也是一個不可動搖的證明么？

　　要澄清中國的翻譯界，最好是大家都降下一級去，雖然那時候是否真是都能胜任愉快，也還是一個沒有把握的問題。七月七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五日《申報月刊》第二卷第八號，署名洛文。

　　〔２〕《〈圖書評論〉所評文學書部分的清算》傅東華作，載《文學》第一卷第一號（一九三三年七月）。該文就《圖書評論》一至九期發表的二十二篇文學書評進行了分析和批判。〔３〕《圖書評論》月刊，劉英士編輯，一九三二年九月創刊，南京圖書評論社出版。該刊發表的梁實秋、羅家倫等對當時一些外國文學譯本的評論，態度十分粗暴，往往抓住譯文的個別錯誤，就指斥為“荒謬絕倫”，“糊涂到莫名其妙”，“比毒藥還要厲害”，“誤人子弟，男盜女娼”等，并且定出所謂“標准”，企圖限制和打擊別的譯者。〔４〕“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語出《晉書·阮籍傳》：阮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５〕八极《淮南子·形訓》：“天地之間，九州八极，”八极，邊遠的地方，引伸為世界。 答楊村人先生公開信的公開信

　　《文化列車》〔２〕破格的開到我的書桌上面，是十二月十日開車的第三期，托福使我知道了近來有這樣一种雜志，并且使我看見了楊村人〔３〕先生給我的公開信，還要求著答复。對于這一种公開信，本沒有一定給以答复的必要的，因為它既是公開，那目的其實是在給大家看，對我個人倒還在其次。但是，我如果要回答也可以，不過目的也還是在給大家看，要不然，不是只要直接寄給個人就完了么？因為這緣故，所以我在回答之前，應該先將原信重抄在下面——魯迅先生：

　　讀了李儵先生（不知道是不是李又燃先生，抑或曹聚仁先生的筆名）的《讀偽自由書》一文，近末一段說：“讀著魯迅：《偽自由書》，便想到魯迅先生的人。那天，見魯迅先生吃飯，咀嚼時牽動著筋肉，連胸肋骨也拉拉動的，魯迅先生是老了！我當時不禁一股酸味上心頭。記得從前看到父親的老態時有過這樣的情緒，現在看了魯迅先生的老態又重溫了一次。這都是使司馬懿之流，快活的事，何況旁邊早變心了魏延。”（這末一句照原文十個字抄，一字無錯，确是妙文！）

　　不禁令人起了兩個感想：一個是我們敬愛的魯迅先生老了，一個是我們敬愛的魯迅先生為什么是諸葛亮？先生的“旁邊”那里來的“早變心了魏延”？無產階級大眾何時變成了阿斗？

　　第一個感想使我惶恐万分！我們敬愛的魯迅先生老了，這是多么令人惊心動魄的事！記得《吶喊》在北京最初出版的時候（大概總在十年前），我拜讀之后，景仰不置，曾為文介紹頌揚，揭登于張東蓀先生編的《學燈》，在當時我的敬愛先生甚于敬愛創造社四君子。其后一九二八年《語絲》上先生為文譏誚我們，雖然兩方論戰絕無感情，可是論戰是一回事，私心敬愛依然如昔。一九三○年秋先生五十壽辰的慶祝會上，我是參加慶祝的一個，而且很親切地和先生一起談天，私心很覺榮幸。左聯有一次大會在一個日本同志家里開著，我又和先生見面，十分快樂。可是今年我脫离共產党以后，在左右夾攻的當儿，《藝術新聞》与《出版消息》都登載著先生要“噓”我的消息，說是書名定為：《北平五講与上海三噓》，將對我“用噓的方式加以襲擊”，而且將我与梁實秋張若谷同列，這自然是引起我的反感，所以才有《新儒林外史第一回》之作。但在《新儒林外史第一回》里頭只說先生出陣交戰用的是大刀一詞加以反攻的諷刺而已。其中引文的情緒与態度都是敬愛先生的。文中的意義卻是以為先生對我加以“噓”的襲擊未免看錯了敵人吧了。到了拜讀大著《兩地書》以后為文介紹，筆下也十分恭敬并沒半點謾罵的字句，可是先生于《我的种痘》一文里頭卻有所誤會似地順筆對我放了兩三枝冷箭儿，特別地說是有人攻擊先生的老，在我呢，并沒有覺得先生老了，而且那篇文章也沒有攻擊先生的老，先生自己認為是老了吧了。伯納蕭的年紀比先生還大，伯納蕭的鬢毛比先生還白如絲吧，伯納蕭且不是老了，先生怎么這樣就以為老了呢？我是從來沒感覺到先生老了的，我只感覺到先生有如青年而且希望先生永久年青。然而，讀了李儵先生的文章，我惶恐，我惊訝，原來先生真的老了。李儵先生因為看了先生老了而“不禁一股酸味上心頭”有如看他的令尊的老態的時候有過的情緒，我雖然也時常想念著我那年老的父親，但并沒有如人家攻擊我那樣地想做一個“孝子”，不過是天性所在有時未免興感而想念著吧了，所以我看了李儵先生的文章并沒有聯想到我的父親上面去。然而先生老了，我是惶恐与惊訝。

　　我惶恐与惊訝的是，我們敬愛的文壇前輩老了，他將因為生理上的緣故而要停止他的工作了！在這敬愛的心理与觀念上，我將今年來對先生的反感打個粉碎，竭誠地請先生訓誨。可是希望先生以嚴肅的態度出之，如“噓”，如放冷箭儿等卻請慎重，以令對方心服。

　　第二個感想使我……因為那是李儵先生的事，這里不愿有扰清听。

　　假如這信是先生覺得有答复的价值的話，就請寄到這里《文化列車》的編者將它發表，否則希望先生為文給我一個嚴正的批判也可以。發表的地方我想隨處都歡迎的。

　　專此并竭誠地恭敬地問了一聲安好并祝康健。

　　楊村人謹啟。一九三三，一二，三。

　　末了附帶聲明一句，我作這信是出諸至誠，并非因為鬼儿子罵我和先生打筆墨官司變成小鬼以后向先生求和以……“大鬼”的意思。村人又及。

　　以下算是我的回信。因為是信的形式，所以開頭照例是——

　　村人先生：

　　先生給我的信是沒有答复的价值的。我并不希望先生“心服”，先生也無須我批判，因為近二年來的文字，已經將自己的形象畫得十分分明了。自然，我決不會相信“鬼儿子”們的胡說，但我也不相信先生。

　　這并非說先生的話是一樣的叭儿狗式的狺狺；恐怕先生是自以為永久誠實的罷，不過因為急促的變化，苦心的躲閃，弄得左支右絀，不能自圓其說，終于變成廢話了，所以在听者的心中，也就失去了重量。例如先生的這封信，倘使略有自知之明，其實是不必寫的。

　　先生首先問我“為什么是諸葛亮〔４〕？”這就問得稀奇。李儵〔５〕先生我曾經見過面，并非曹聚仁先生，至于是否李又燃先生，我無從确說，因為又燃先生我是沒有豫先見過的。我“為什么是諸葛亮”呢？別人的議論，我不能，也不必代為答复，要不然，我得整天的做答案了。也有人說我是“人群的蟊賊”〔６〕的。“為什么？”——我都由它去。但据我所知道，魏延變心，是在諸葛亮死后，〔７〕我還活著，諸葛亮的頭銜是不能加到我這里來的，所以“無產階級大眾何時變成了阿斗〔８〕？”的問題也就落了空。那些廢話，如果還記得《三國志演義》或吳稚暉先生的話，是不至于說出來的，書本子上及別人，并未說過人民是阿斗。現在請放心罷。但先生站在“小資產階級文學革命”〔９〕的旗下，還是什么“無產階級大眾”，自己的眼睛看見了這些字，不覺得可羞或可笑么？不要再提這些字，怎么樣呢？

　　其次是先生“惊心動魄”于我的老，可又“惊心動魄”得很稀奇。我沒有修煉仙丹，自然的規則，一定要使我老下去，絲毫也不足為奇的，請先生還是鎮靜一點的好。而且我后來還要死呢，這也是自然的規則，豫先聲明，請千万不要“惊心動魄”，否則，逐漸就要神經衰弱，愈加滿口廢話了。我即使老，即使死，卻決不會將地球帶進棺材里去，它還年青，它還存在，希望正在將來，目前也還可以插先生的旗子。這一節我敢保證，也請放心工作罷。

　　于是就要說到“三噓”問題了。這事情是有的，但和新聞上所載的有些兩樣。那時是在一個飯店里，大家閒談，談到有几個人的文章，我确曾說：這些都只要以一噓了之，不值得反駁。這几個人們中，先生也在內。我的意思是，先生在那冠冕堂皇的“自白”〔１０〕里，明明的告白了農民的純厚，小資產階級的智識者的動搖和自私，卻又要來豎起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旗，就自己打著自己的嘴。不過也并未說出，走散了就算完結了。但不知道是輾轉傳開去的呢，還是當時就有新聞記者在座，不久就張大其辭的在紙上登了出來，并請讀者猜測。近五六年來，關于我的記載多极了，無論為毀為譽，是假是真，我都置之不理，因為我沒有聘定律師，常登廣告的巨款，也沒有遍看各种刊物的工夫。況且新聞記者為要哄動讀者，會弄些夸張的手段，是大家知道的，甚至于還全盤捏造。例如先生還在做“革命文學家”的時候，用了“小記者”的筆名，在一种報上說我領到了南京中央党部的文學獎金，大開筵宴，祝孩子的周年，不料引起了郁達夫先生對于亡儿的記憶，悲哀了起來。〔１１〕這真說得栩栩如生，連出世不過一年的嬰儿，也和我一同被噴滿了血污。然而這事實的全出于創作，我知道，達夫先生知道，記者兼作者的您楊村人先生當然也不會不知道的。

　　當時我一聲不響。為什么呢？革命者為達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話，我是以為不錯的，所以即使因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學的第一步，必須拿我來開刀，我也敢于咬著牙關忍受。殺不掉，我就退進野草里，自己舐盡了傷口的血痕，決不煩別人傅藥。但是，人非圣人，為了麻煩而激動起來的時候也有的，我誠然譏誚過先生“們”，這些文章，后來都收在《三閒集》中，一點也不刪去，然而和先生“們”的造謠言和攻擊文字的數量來比一比罷，不是不到十分之一么？不但此也，在講演里，我有時也曾嘲笑葉靈鳳先生或先生，先生們以“前衛”之名，雄赳赳出陣的時候，我是祭旗的犧牲，則戰不數合便從火線上爬了開去之際，我以為實在也難以禁絕我的一笑。無論在階級的立場上，在個人的立場上，我都有一笑的權利的。然而我從未傲然的假借什么“良心”或“無產階級大眾”之名，來凌壓敵手，我接著一定聲明：這是因為我和他有些個人的私怨的。先生，這還不夠退讓么？

　　但為了不能使我負責的新聞記事，竟引起先生的“反感”來了，然而仍蒙破格的优待，在《新儒林外史》〔１２〕里，還賞我拿一柄大刀。在禮儀上，我是應該致謝的，但在實際上，卻也如大張筵宴一樣，我并無大刀，只有一枝筆，名曰“金不換”。這也并不是在廣告不收盧布的意思，是我從小用慣，每枝五分的便宜筆。我确曾用這筆碰著了先生，不過也只如運用古典一樣，信手拈來，涉筆成趣而已，并不特別含有報复的惡意。但先生卻又給我挂上“三枝冷箭”了。這可不能怪先生的，因為這只是陳源教授的余唾〔１３〕。然而，即使算是我在報复罷，由上面所說的原因，我也還不至于走進“以怨報德”的隊伍里面去。

　　至于所謂《北平五講与上海三噓》，其實是至今沒有寫，听說北平有一本《五講》出版，那可并不是我做的，我也沒有見過那一本書。不過既然鬧了風潮，將來索性寫一點也難說，如果寫起來，我想名為《五講三噓集》，但后一半也未必正是報上所說的三位。先生似乎羞与梁實秋張若谷兩位先生為伍，我看是排起來倒也并不怎樣辱沒了先生，只是張若谷先生比較的差一點，淺陋得很，連做一“噓”的材料也不夠，我大概要另換一位的。

　　對于先生，照我此刻的意見，寫起來恐怕也不會怎么坏。我以為先生雖是革命場中的一位小販，卻并不是奸商。我所謂奸商者，一种是國共合作時代的闊人，那時頌蘇聯，贊共產，無所不至，一到清党時候，就用共產青年，共產嫌疑青年的血來洗自己的手，依然是闊人，時勢變了，而不變其闊；一种是革命的驍將，殺土豪，倒劣紳，激烈得很，一有蹉跌，便稱為“棄邪歸正”，罵“土匪”，殺同人，也激烈得很，主義改了，而仍不失其驍。先生呢，据“自白”，革命与否以親之苦樂為轉移，有些投机气味是無疑的，但并沒有反過來做大批的買賣，僅在竭力要化為“第三种人”，來過比革命党較好的生活。既從革命陣線上退回來，為辯護自己，做穩“第三种人”起見，總得有一點零星的忏悔，對于統治者，其實是頗有些益處的，但竟還至于遇到“左右夾攻的當儿”者，恐怕那一方面，還嫌先生門面太小的緣故罷，這和銀行雇員的看不起小錢店伙計是一樣的。先生雖然覺得抱屈，但不信“第三种人”的存在不獨是左翼，卻因先生的經驗而證明了，這也是一种很大的功德。

　　平心而論，先生是不算失敗的，雖然自己覺得被“夾攻”，但現在只要沒有馬上殺人之權的人，有誰不遭人攻擊。生活當然是辛苦的罷，不過比起被殺戮，被囚禁的人們來，真有天淵之別；文章也隨處能夠發表，較之被封鎖，壓迫，禁止的作者，也自由自在得遠了。和闊人驍將比，那當然還差得很遠，這就因為先生并不是奸商的緣故。這是先生的苦處，也是先生的好處。

　　話已經說得太多了，就此完結。總之，我還是和先前一樣，決不肯造謠說謊，特別攻擊先生，但從此改變另一种態度，卻也不見得，本人的“反感”或“恭敬”，我是毫不打算的。請先生也不要因為我的“將因為生理上的緣故而要停止工作”而原諒我，為幸。

　　專此奉答，并請

　　著安。

　　魯迅。一九三三，一二，二八。

　　BB

　　〔１〕本篇在收入本書前未在報刊上發表過。

　　〔２〕《文化列車》文藝性五日刊，方含章、陳欒合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日在上海創刊，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十二期停刊。

　　〔３〕楊村人（１９０１—１９５５）廣東潮安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党，一九二八年參加太陽社，一九三二年叛變革命。〔４〕諸葛亮（１８１—２３４）字孔明，琅王牙陽都（今山東沂南）人，三國時政治家、軍事家，蜀漢丞相。在《三國演義》中，他是一個具有高度智慧和謀略的典型人物。〔５〕李儵應作李儵，即曹藝，浙江浦江人，曹聚仁之弟。他的《讀〈偽自由書〉》一文，發表于《濤聲》第二卷第四十期（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６〕“人群的蟊賊”這是《社會新聞》第五卷第十三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署名“莘”的《讀〈偽自由書〉后》中謾罵魯迅的話。

　　〔７〕魏延（？—２３４）三國義陽（今屬河南）人，蜀國大將。《三國演義》一○五回載：“孔明識魏延腦后有反骨，每欲斬之；因怜其勇，故姑留用。”諸葛亮死后不久，他就謀反；長史楊儀按諸葛亮生前預定計策，將他殺掉。〔８〕阿斗三國蜀后主劉禪的小名。据史書記載和《三國演義》中的描寫，他是一個昏庸無能的人。

　　〔９〕“小資產階級文學革命”楊村人在《現代》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三年二月）發表《揭起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之旗》一文中說：“無產階級已經樹起無產階級文學之旗，而且已經有了鞏固的營壘，我們為了這廣大的小市民和農民群眾的啟發工作，我們也揭起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之旗，號召同志，整齊陣伍，也來扎住我們的陣營。……我們也承認著文藝是有階級性的，而且也承認著屬于某一階級的作家的作品任是無意地也是擁護著其自身所屬的階級的利益。我們是小資產階級的作家，我們也就來作擁護著目前小資產階級的小市民和農民的群眾的利益而斗爭。”

　　〔１０〕“自白”指楊村人叛變革命的《离開政党生活的戰壕》一文（載一九三三年二月上海《讀書雜志》第三卷第一期）。其中說：“回過頭來，看我自己，父老家貧弟幼，漂泊半生，一事無成，革命何時才成功。我的家人現在在作餓殍不能過日，將來革命就是成功，以湘鄂西蘇區的情形來推測，我的家人也不免作餓殍作叫化子的。還是：留得青山在，且顧自家人吧了！病中；千思万想，終于由理智來判定，我脫离中國共產党了。”

　　〔１１〕這里指楊村人于一九三○年在他自己所辦的《白話小報》第一期上，以“文壇小卒”的筆名發表的《魯迅大開湯餅會》一文。其中對魯迅造謠誣蔑說：“這時恰巧魯迅大師領到當今國民政府教育部大學院的獎賞；于是乎湯餅會便開成了。……這日魯迅大師的湯餅會到會的來賓，都是海上聞人，鴻儒碩士，大小文學家呢。那位郁達夫先生本是安徽大學負有責任的，听到這個喜訊，亦從安慶府連夜坐船東下呢。郁先生在去年就產下了一個虎儿，這日帶了郁夫人抱了小娃娃到會，會場空气倍加熱鬧。酒飲三巡，郁先生首先站起來致祝辭，大家都對魯迅大師恭喜一杯，魯迅大師謙遜著致詞，說是小囝將來是龍是犬還未可知，各位今天不必怎樣的慶祝啦。座中楊騷大爺和白薇女士同聲叫道，一定是一個龍儿呀！這一句倒引起郁先生的傷感，他前年不幸夭殤的儿子，名字就叫龍儿呢！”

　　〔１２〕《新儒林外史》這是楊村人化名柳絲所作攻擊魯迅的文章，載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七日《大晚報·火炬》。其中誣蔑魯迅對他的批判是“手執大刀”、“是非不分”的“亂砍亂殺”。

　　〔１３〕陳源教授的余唾陳源曾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報副刊》發表《閒話的閒話之閒話引出來的几封信》，其中誣蔑魯迅說，“他沒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支冷箭儿”。??




搗鬼心傳

　　中國人又很有些喜歡奇形怪狀，鬼鬼祟祟的脾气，愛看古樹發光比大麥開花的多，其實大麥開花他向來也沒有看見過。于是怪胎畸形，就成為報章的好資料，替代了生物學的常識的位置了。最近在廣告上所見的，有像所謂兩頭蛇似的兩頭四手的胎儿，還有從小肚上生出一只腳來的三腳漢子。固然，人有怪胎，也有畸形，然而造化的本領是有限的，他無論怎么怪，怎么畸，總有一個限制：孿儿可以連背，連腹，連臀，連脅，或竟駢頭，卻不會將頭生在屁股上；形可以駢拇，枝指，缺肢，多乳，卻不會兩腳之外添出一只腳來，好像“買兩送一”的買賣。天實在不及人之能搗鬼。

　　但是，人的搗鬼，雖胜于天，而實際上本領也有限。因為搗鬼精義，在切忌發揮，亦即必須含蓄。蓋一加發揮，能使所搗之鬼分明，同時也生限制，故不如含蓄之深遠，而影響卻又因而模胡了。“有一利必有一弊”，我之所謂“有限”者以此。

　　清朝人的筆記里，常說羅兩峰的《鬼趣圖》〔２〕，真寫得鬼气拂拂；后來那圖由文明書局印出來了，卻不過一個奇瘦，一個矮胖，一個臃腫的模樣，并不見得怎樣的出奇，還不如只看筆記有趣。小說上的描摹鬼相，雖然竭力，也都不足以惊人，我覺得最可怕的還是晉人所記的臉無五官，渾淪如雞蛋的山中厲鬼〔３〕。因為五官不過是五官，縱使苦心經營，要它凶惡，總也逃不出五官的范圍，現在使它渾淪得莫名其妙，讀者也就怕得莫名其妙了。然而其“弊”也，是印象的模胡。不過較之寫些“青面獠牙”，“口鼻流血”的笨伯，自然聰明得遠。

　　中華民國人的宣布罪狀大抵是十條，然而結果大抵是無效。古來盡多坏人，十條不過如此，想引人的注意以至活動是決不會的。駱賓王作《討武白檄》，那“入宮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這几句，恐怕是很費點心机的了，但相傳武后看到這里，不過微微一笑。〔４〕是的，如此而已，又怎么樣呢？聲罪致討的明文，那力量往往遠不如交頭接耳的密語，因為一是分明，一是莫測的。我想假使當時駱賓王站在大眾之前，只是攢眉搖頭，連稱“坏极坏极”，卻不說出其所謂坏的實例，恐怕那效力會在文章之上的罷。“狂飆文豪”高長虹攻擊我時，說道劣跡多端，倘一發表，便即身敗名裂，〔５〕而終于并不發表，是深得搗鬼正脈的；但也竟無大效者，則与廣泛俱來的“模胡”之弊為之也。

　　明白了這兩例，便知道治國平天下之法，在告訴大家以有法，而不可明白切實的說出何法來。因為一說出，即有言，一有言，便可与行相對照，所以不如示之以不測。不測的威棱使人萎傷，不測的妙法使人希望——饑荒時生病，打仗時做詩，雖若与治國平天下不相干，但在莫明其妙中，卻能令人疑為跟著自有治國平天下的妙法在——然而其“弊”也，卻還是照例的也能在模胡中疑心到所謂妙法，其實不過是毫無方法而已。

　　搗鬼有術，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來無有。

　　十一月二十二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申報月刊》第三卷第一號，署名羅憮。

　　心傳，佛教禪宗用語，指不立文字，不依經卷，只憑師徒心心相印來傳法授受。

　　〔２〕羅兩峰（１７３３—１７９９）名聘，字遯夫，江蘇甘泉（今江都）人，清代畫家。《鬼趣圖》，是一幅諷刺世態的畫，當時不少文人曾為它題詠。

　　〔３〕這里所說的山中厲鬼，見南朝宋人郭季產的《集异記》：“中山劉玄，居越城。日暮，忽見一人著烏褲褶來，取火照之，面首無七孔，面莽儻然。”（据魯迅《古小說鉤沈》）

　　〔４〕駱賓王（約６４０—？）義烏（今屬浙江）人，唐代詩人。曾隨徐敬業反對武則天，著有《代徐敬業討武白檄》。据《新唐書·駱賓王傳》，他“為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讀，但嘻笑”。〔５〕高長虹在《狂飆》第十七期（一九二七年一月）發表的《我走出了化石的世界》中說：“若夫其他瑣事，如狂飆社以直報怨，則魯迅不特身心交病，且將身敗名裂矣！我們是青年，我們有的是同情，所以我們決不為已甚。”



聲明

   　大約一個多月以前，從開明書店轉到Ｍ女士〔２〕的一封信，其中有云：

　　“自一月十日在杭州孤山別后，多久沒有見面了。前蒙允時常通訊及指導……。”

　　我便寫了一封回信，說明我不到杭州，已將十年，決不能在孤山和人作別，所以她所看見的，是另一人。兩禮拜前，蒙Ｍ女士和兩位曾經听過我的講義的同學見訪，三面證明，知道在孤山者，确是別一“魯迅”。但Ｍ女士又給我看題在曼殊〔３〕師墳旁的四句詩：“我來君寂居，喚醒誰氏魂？

　　飄萍山林跡，待到它年隨公去。

　　魯迅游杭吊老友曼殊句一，一○，十七年。”

　　我于是寫信去打听寓杭的Ｈ君〔４〕，前天得到回信，說确有人見過這樣的一個人，就在城外教書，自說姓周，曾做一本《彷徨》，銷了八万部，但自己不滿意，不遠將有更好的東西發表云云。

　　中國另有一個本姓周或不姓周，而要姓周，也名魯迅，我是毫沒法子的。但看他自敘，有大半和我一樣，卻有些使我為難。那首詩的不大高明，不必說了，而硬替人向曼殊說“待到它年隨公去”，也未免太專制。“去”呢，自然總有一天要“去”的，然而去“隨”曼殊，卻連我自己也夢里都沒有想到過。但這還是小事情，尤其不敢當的，倒是什么對別人豫約“指導”之類……。

　　我自到上海以來，雖有几种報上說我“要開書店”，或“游了杭州”。其實我是書店也沒有開，杭州也沒有去，不過仍舊躲在樓上譯一點書。因為我不會拉車，也沒有學制無煙火藥，所以只好這樣用筆來混飯吃。因為這樣在混飯吃，于是忽被推為“前驅”，忽被擠為“落伍”，〔５〕那還可以說是自作自受，管他娘的去。但若再有一個“魯迅”，替我說教，代我題詩，而結果還要我一個人來擔負，那可真不能“有閒，有閒，第三個有閒”，連譯書的工夫也要沒有了。

　　所以這回再登一個啟事。要聲明的是：我之外，今年至少另外還有一個叫“魯迅”的在，但那些個“魯迅”的言動，和我也曾印過一本《彷徨》而沒有銷到八万本的魯迅無干。三月二十七日，在上海。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二日《語絲》第四卷第十四期。

　　〔２〕Ｍ女士指馬湘影，當時上海法政大學的學生。《魯迅日記》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午得開明書店……轉交馬湘影信，即复。”

　　〔３〕曼殊蘇曼殊（１８８４—１９１８），名玄瑛，字子谷，出家后法號曼殊，廣東中山縣人，文學家。著作有《曼殊全集》。他的墳墓在杭州西湖孤山。

　　〔４〕Ｈ君指許欽文，浙江紹興人，當時的青年作家。作品有小說集《故鄉》等。

　　〔５〕“前驅”高長虹在一九二六年八月號《新女性》所刊的“狂飆社廣告”中，說《狂飆》是“与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及少數最進步的青年合辦”。“落伍”，參看本卷第６７頁注〔２〕。




給文學社信

 　編輯先生：

　　《文學》第二號，伍實〔２〕先生寫的《休士在中國》中，開首有這樣的一段——

　　“……蕭翁是名流，自配我們的名流招待，且唯其是名流招待名流，這才使魯迅先生和梅蘭芳博士有千載一時的机會得聚首于一堂。休士呢，不但不是我們的名流心目中的那种名流，且還加上一層膚色上的顧忌！”

　　是的，見蕭的不只我一個，但我見了一回蕭，就被大小文豪一直笑罵到現在，最近的就是這回因此就并我和梅蘭芳為一談的名文。然而那時是招待者邀我去的。這回的招待休士，〔３〕我并未接到通知，時間地址，全不知道，怎么能到？即使邀而不到，也許有別种的原因，當口誅筆伐之前，似乎也須略加考察。現在并未相告，就責我不到，因這不到，就斷定我看不起黑种。作者是相信的罷，讀者不明事實，大概也可以相信的，但我自己還不相信我竟是這樣一個勢利卑劣的人！

　　給我以誣蔑和侮辱，是平常的事；我也并不為奇：慣了。

　　但那是小報，是敵人。略具識見的，一看就明白。而《文學》是挂著冠冕堂皇的招牌的，我又是同人之一，為什么無端虛构事跡，大加奚落，至于到這地步呢？莫非缺一個勢利卑劣的老人，也在文學戲台上跳舞一下，以給觀眾開心，且催嘔吐么？我自信還不至于是這樣的腳色，我還能夠從此跳下這可怕的戲台。那時就無論怎樣誣辱嘲罵，彼此都沒有矛盾了。

　　我看伍實先生其實是化名，他一定也是名流，就是招待休士，非名流也未必能夠入座。不過他如果和上海的所謂文壇上的那些狐鼠有別，則當施行人身攻擊之際，似乎應該略負一點責任，宣布出和他的本身相關聯的姓名，給我看看真實的嘴臉。這無關政局，決無危險，況且我們原曾相識，見面時倒是裝作十分客气的也說不定的。

　　臨末，我要求這封信就在《文學》三號上發表。

　　魯迅。七月二十九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文學》第一卷第三號。

　　〔２〕伍實即傅東華（１８９３—１９７１），浙江金華人，翻譯家。當時《文學》的編者之一。

　　〔３〕休士（ＬAＨｕｇｈｅｓ，１９０２—１９６７）美國黑人作家。一九熱*年七月訪蘇返美途經上海時，上海的文學社、現代雜志社、中外新聞社等曾聯合為他舉行招待會。




關于翻譯

　　今年是“國貨年”，除“美麥”〔２〕外，有些洋气的都要被打倒了。四川雖然正在奉令剪掉路人的長衫，上海的一位慷慨家卻因為討厭洋服而記得了袍子和馬褂。翻譯也倒了運，得到一個籠統的頭銜是“硬譯”和“亂譯”。但据我所見，這些“批評家”中，一面要求著“好的翻譯”者，卻一個也沒有的。

　　創作對于自己人，的确要比翻譯切身，易解，然而一不小心，也容易發生“硬作”，“亂作”的毛病，而這毛病，卻比翻譯要坏得多。我們的文化落后，無可諱言，創作力當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較的薄弱，是勢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時時取法于外國。所以翻譯和創作，應該一同提倡，決不可壓抑了一面，使創作成為一時的驕子，反因容縱而脆弱起來。我還記得先前有一個排貨的年頭，國貨家販了外國的牙粉，搖松了兩瓶，裝作三瓶，貼上商標，算是國貨，而購買者卻多損失了三分之一；還有一种痱子藥水，模樣和洋貨完全相同，价錢卻便宜一半，然而它有一個大缺點，是搽了之后，毫無功效，于是購買者便完全損失了。

　　注重翻譯，以作借鏡，其實也就是催進和鼓勵著創作。但几年以前，就有了攻擊“硬譯”的“批評家”，搔不他舊瘡疤上的末屑，少得像膏藥上的麝香一樣，因為少，就自以為是奇珍。而這風气竟傳布開來了，許多新起的論者，今年都在開始輕薄著販來的洋貨。比起武人的大買飛机，市民的拚命捐款來，所謂“文人”也者，真是多么昏庸的人物呵。

　　我要求中國有許多好的翻譯家，倘不能，就支持著“硬譯”。理由還在中國有許多讀者層，有著并不全是騙人的東西，也許總有人會多少吸收一點，比一張空盤較為有益。而且我自己是向來感謝著翻譯的，例如關于蕭的毀譽和現在正在提起的題材的積极性的問題〔３〕，在洋貨里，是早有了明确的解答的。關于前者，德國的尉特甫格（ＫａｒｌＷｉｔｔｖｏｇｅｌ）〔４〕在《蕭伯納是丑角》里說過——“至于說到蕭氏是否有意于無產階級的革命，這并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十八世紀的法國大哲學家們，也并不希望法國的大革命。雖然如此，然而他們都是引導著必至的社會變更的那种精神崩潰的重要勢力。”（劉大杰譯，《蕭伯納在上海》所載。）

　　關于后者，則恩格勒在給明那·考茨基（ＭｉｎｎａＫａｕｔｓｋｙ，就是現存的考茨基的母親）〔５〕的信里，已有极明确的指示，對于現在的中國，也是很有意義的——“還有，在今日似的條件之下，小說是大抵對于布爾喬亞層的讀者的，所以，由我看來，只要正直地敘述出現實的相互關系，毀坏了罩在那上面的作偽的幻影，使布爾喬亞世界的樂觀主義動搖，使對于現存秩序的永遠的支配起疑，則社會主義的傾向的文學，也就十足地盡了它的使命了——即使作者在這時并未提出什么特定的解決，或者有時連作者站在那一邊也不很明白。”〔６〕（日本上田進原譯，《思想》百三十四號所載。）

　　八月二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現代》第三卷第五期。

　　〔２〕“美麥”一九三三年五月，國民党政府為了進行反共反人民的內戰，由財政部長宋子文和美國复興金融公司，在華盛頓簽訂了“棉麥借款”合同，規定借款五千万美元，其中五分之一購買美麥，五分之四購買美棉。

　　〔３〕關于題材的積极性問題，當時曾有過討論，一九三三年八月《文學》第一卷第二號“社談”欄《文壇往何處去》一文就曾談到：“其次是‘題材積极性’的問題。現在很有些人以為描寫小資產階級生活的題材便沒有‘積极性’，必須寫工農大眾的生活，這才是題材有積极性；又以為僅僅描寫大眾的生活痛苦或是僅僅描寫了他們怎樣被剝削被壓迫，也就不能說有積极性，必須寫他們斗爭才好，而且須寫斗爭得胜。究竟所謂‘題材的積极性’是否應當這樣去理解呢，抑或別有理論？這也是當前問題的一個，亟待發展討論，俾創作者可資參考。”〔４〕尉特甫格（１８９６—？）德國作家，一九三三年遷居美國。他是中國問題研究者，著有《覺醒的中國》、《中國經濟研究》以及与人合著的《中國社會史——遼史》等。

　　〔５〕恩格勒即恩格斯。明那·考茨基（１８３７—１９１２），通譯敏娜·考茨基，德國社會民主党人，女作家，著有小說《格里蘭霍夫的斯蒂凡》等。

　　〔６〕這里所引恩格斯的話，現譯為：“此外，在當前條件下，小說主要是面向資產階級圈子里的讀者，即不直接屬于我們的人的那個圈子里的讀者，因此，如果一部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小說通過對現實關系的真實描寫，來打破關于這些關系的流行的傳統幻想，動搖資產階級世界的樂觀主義，不可避免地引起對于現存事物的永世長存的怀疑，那末，即使作者沒有直接提出任何解決辦法，甚至作者有時并沒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場，但我認為這部小說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六卷第三八五頁，一九七四年十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關于婦女解放

　　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２〕女子与小人歸在一類里，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親。后來的道學先生們，對于母親，表面上總算是敬重的了，然而雖然如此，中國的為母的女性，還受著自己儿子以外的一切男性的輕蔑。

　　辛亥革命后，為了參政權，有名的沈佩貞〔３〕女士曾經一腳踢倒過議院門口的守衛。不過我很疑心那是他自己跌倒的，假使我們男人去踢罷，他一定會還踢你几腳。這是做女子便宜的地方。還有，現在有些太太們，可以和闊男人并肩而立，在碼頭或會場上照一個照相；或者當汽船飛机開始行動之前，到前面去敲碎一個酒瓶〔４〕（這或者非小姐不可也說不定，我不知道那詳細）了，也還是做女子的便宜的地方。此外，又新有了各樣的職業，除女工，為的是她們工錢低，又听話，因此為厂主所樂用的不算外，別的就大抵只因為是女子，所以一面雖然被稱為“花瓶”，一面也常有“一切招待，全用女子”的光榮的廣告。男子倘要這么突然的飛黃騰達，單靠原來的男性是不行的他至少非變狗不可。

　　這是五四運動后，提倡了婦女解放以來的成績。不過我們還常常听到職業婦女的痛苦的呻吟，評論家的對于新式女子的譏笑。她們從閨閣走出，到了社會上，其實是又成為給大家開玩笑，發議論的新資料了。

　　這是因為她們雖然到了社會上，還是靠著別人的“養”；要別人“養”，就得听人的嘮叨，甚而至于侮辱。我們看看孔夫子的嘮叨，就知道他是為了要“養”而“難”，“近之”“遠之”都不十分妥帖的緣故。這也是現在的男子漢大丈夫的一般的歎息。也是女子的一般的苦痛。在沒有消滅“養”和“被養”的界限以前，這歎息和苦痛是永遠不會消滅的。這并未改革的社會里，一切單獨的新花樣，都不過一塊招牌，實際上和先前并無兩樣。拿一匹小鳥關在籠中，或給站在竿子上，地位好象改變了，其實還只是一樣的在給別人做玩意，一飲一啄，都听命于別人。俗語說：“受人一飯，听人使喚”，就是這。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經濟權，我以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話。自然，在生理和心理上，男女是有差別的；即在同性中，彼此也都不免有些差別，然而地位卻應該同等。必須地位同等之后，才會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會消失了歎息和苦痛。

　　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戰斗。但我并非說，女人應該和男人一樣的拿槍，或者只給自己的孩子吸一只奶，而使男子去負擔那一半。我只以為應該不自苟安于目前暫時的位置，而不斷的為解放思想，經濟等等而戰斗。解放了社會，也就解放了自己。但自然，單為了現存的惟婦女所獨有的桎梏而斗爭，也還是必要的。

　　我沒有研究過婦女問題，倘使必須我說几句，就只有這一點空話。

　　十月二十一日。

　　BB

　　〔１〕本篇最初曾否發表于報刊，未詳。

　　〔２〕這段話見《論語·陽貨》。

　　〔３〕沈佩貞浙江杭州人，辛亥革命時組織“女子北伐隊”，民國初年曾任袁世凱總統府顧問。

　　〔４〕這是西方傳入的一种儀式，叫擲瓶禮：在船艦、飛机首航前，由官眷或女界名流將一瓶系有彩帶的香檳酒在船身或机身上擲碎，以示祝賀。




關于女人

　　國難期間，似乎女人也特別受難些。一些正人君子責備女人愛奢侈，不肯光顧國貨。就是跳舞，肉感等等，凡是和女性有關的，都成了罪狀。仿佛男人都做了苦行和尚，女人都進了修道院，國難就會得救似的。

　　其實那不是女人的罪狀，正是她的可怜。這社會制度把她擠成了各种各式的奴隸，還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頭上。西漢末年，女人的“墮馬髻”，“愁眉啼妝”〔２〕，也說是亡國之兆。其實亡漢的何嘗是女人！不過，只要看有人出來唉聲歎气的不滿意女人的妝束，我們就知道當時統治階級的情形，大概有些不妙了。

　　奢侈和淫靡只是一种社會崩潰腐化的現象，決不是原因。私有制度的社會，本來把女人也當做私產，當做商品。一切國家，一切宗教都有許多稀奇古怪的規條，把女人看做一种不吉利的動物，威嚇她，使她奴隸般的服從；同時又要她做高等階級的玩具。正像現在的正人君子，他們罵女人奢侈，板起面孔維持風化，而同時正在偷偷地欣賞著肉感的大腿文化。

　　阿剌伯的一個古詩人說：“地上的天堂是在圣賢的經書上，馬背上，女人的胸脯上。”〔３〕這句話倒是老實的供狀。

　　自然，各种各式的賣淫總有女人的份。然而買賣是雙方的。沒有買淫的嫖男，那里會有賣淫的娼女。所以問題還在買淫的社會根源。這根源存在一天，也就是主動的買者存在一天，那所謂女人的淫靡和奢侈就一天不會消滅。男人是私有主的時候，女人自身也不過是男人的所有品。也許是因此罷，她的愛惜家財的心或者比較的差些，她往往成了“敗家精”。何況現在買淫的机會那么多，家庭里的女人直覺地感覺到自己地位的危險。民國初年我就听說，上海的時髦是從長三么二〔４〕傳到姨太太之流，從姨太太之流再傳到太太奶奶小姐。這些“人家人”，多數是不自覺地在和娼妓競爭，——自然，她們就要竭力修飾自己的身体，修飾到拉得住男子的心的一切。這修飾的代价是很貴的，而且一天一天的貴起來，不但是物質上的，而且還有精神上的。

　　美國一個百万富翁說：“我們不怕共匪（原文無匪字，謹遵功令改譯），我們的妻女就要使我們破產，等不及工人來沒收。”中國也許是惟恐工人“來得及”，所以高等華人的男女這樣赶緊的浪費著，享用著，暢快著，那里還管得到國貨不國貨，風化不風化。然而口頭上是必須維持風化，提倡節儉的。

　　四月十一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五日《申報月刊》第二卷第六號，署名洛文。

　　按本篇和下面一篇《真假堂吉訶德》以及《偽自由書》中的《王道詩話》、《伸冤》、《曲的解放》、《迎頭經》、《出賣靈魂的秘訣》、《最藝術的國家》、《內外》、《透底》、《大觀園的人才》，《准風月談》中的《中國文与中國人》等十二篇文章，都是一九三三年瞿秋白在上海時所作，其中有的是根据魯迅的意見或与魯迅交換意見后寫成的。魯迅對這些文章曾作過字句上的改動（個別篇改換了題目），并請人謄抄后，以自己使用的筆名，寄給《申報·自由談》等報刊發表，后來又分別將它們收入自己的雜文集。

　　〔２〕“墮馬髻”、“愁眉啼妝”見《后漢書·梁冀傳》：漢順帝時大將軍梁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愁眉唬（啼）妝、墮馬髻。”据唐代李賢注引《風俗通》說：“愁眉者，細而曲折；唬妝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側在一邊。”

　　〔３〕阿剌伯古詩人指穆塔納比（Ｍｕｔａｎａｂｂｉ，９１５—９６５）。他在晚年寫了一首無題的抒情詩，最后四句是：“美麗的女人給了我短暫的幸福，后來一片荒漠就把我們隔斷開。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騎在駿馬的鞍上。而經書——則時時刻刻是最好的伴侶！”〔４〕長三么二舊時上海妓院中妓女的等級名稱，頭等的叫做長三，二等的叫做么二。




火

普洛美修斯偷火給人類，總算是犯了天條，貶入地獄。但是，鑽木取火的燧人氏卻似乎沒有犯竊盜罪，沒有破坏神圣的私有財產——那時候，樹木還是無主的公物。然而燧人氏〔２〕也被忘卻了，到如今只見中國人供火神菩薩〔３〕，不見供燧人氏的。

　　火神菩薩只管放火，不管點燈。凡是火著就有他的份。因此，大家把他供養起來，希望他少作惡。然而如果他不作惡，他還受得著供養么，你想？

　　點燈太平凡了。從古至今，沒有听到過點燈出名的名人，雖然人類從燧人氏那里學會了點火已經有五六千年的時間。放火就不然。秦始皇放了一把火〔４〕——燒了書沒有燒人；項羽入關又放了一把火〔５〕——燒的是阿房宮不是民房（？——待考）。……羅馬的一個什么皇帝卻放火燒百姓〔６〕了；中世紀正教的僧侶就會把异教徒當柴火燒，間或還灌上油。這些都是一世之雄。現代的希特拉就是活證人。〔７〕如何能不供養起來。何況現今是進化時代，火神菩薩也代代跨灶〔８〕的。

　　譬如說罷，沒有電燈的地方，小百姓不顧什么國貨年，人人都要買點洋貨的煤油，晚上就點起來：那么幽黯的黃澄澄的光線映在紙窗上，多不大方！不准，不准這么點燈！你們如果要光明的話，非得禁止這樣“浪費”煤油不可。煤油應當扛到田地里去，灌進噴筒，呼啦呼啦的噴起來……一場大火，几十里路的延燒過去，稻禾，樹木，房舍——尤其是草棚——一會儿都變成飛灰了。還不夠，就有燃燒彈，硫磺彈，從飛机上面扔下來，像上海一二八的大火似的，夠燒几天几晚。那才是偉大的光明呵。

　　火神菩薩的威風是這樣的。可是說起來，他又不承認：火神菩薩据說原是保佑小民的，至于火災，卻要怪小民自不小心，或是為非作歹，縱火搶掠。

　　誰知道呢？歷代放火的名人總是這樣說，卻未必總有人信。

　　我們只看見點燈是平凡的，放火是雄壯的，所以點燈就被禁止，放火就受供養。你不見海京伯馬戲團〔９〕么：宰了耕牛喂老虎，原是這年頭的“時代精神”。

　　十一月二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申報月刊》第二卷第十二號，署名洛文。

　　〔２〕燧人氏我國傳說中的古帝王，他發明鑽木取火、教人熟食。

　　〔３〕火神菩薩我國傳說中的火神有祝融、回祿等，他們的名字也用作火災的代稱。

　　〔４〕秦始皇嬴政（前２５９—前２１０），戰國時秦國的國君，秦王朝的建立者。据《史記·秦始皇本紀》，他于公元前二一三年，采納丞相李斯的建議下令焚書，凡“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５〕項羽（前２３２—前２０２）名籍，秦末農民起義領袖之一。出身楚國貴族。据《史記·項羽本紀》，公元前二○六年他進兵秦國首都咸陽時，“燒秦宮室（按即阿房宮），火三月不滅。”〔６〕指羅馬皇帝尼祿（ＣAＣAＮｅｒｏ，３７—６８），相傳他曾在公元六十四年放火焚燒羅馬城。

　　〔７〕希特拉即希特勒。他在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制造“國會縱火案”，焚燒了國會大廈，卻嫁禍于德國共產党人，作為鎮壓共產党和革命人民的借口。

　　〔８〕跨灶馬的前蹄下有個空隙，稱灶門。快馬奔馳時，后蹄蹄印落在前蹄蹄印之前，叫做“跨灶”。人們以此比喻儿子胜過父親。〔９〕海京伯馬戲團德國馴獸家海京伯（ＣAＨａｇｅｎｂｅｃｋ，１８４４。保梗保常┐窗斕穆硐吠牛瘓湃*十月曾來我國上海表演。




家庭為中國之基本

　　中國的自己能釀酒，比自己來种鴉片早，但我們現在只听說許多人躺著吞云吐霧，卻很少見有人像外國水兵似的滿街發酒瘋。唐宋的踢球，久已失傳，一般的娛樂是躲在家里徹夜叉麻雀。從這兩點看起來，我們在從露天下漸漸的躲進家里去，是無疑的。古之上海文人，已嘗慨乎言之，曾出一聯，索人屬對，道：“三鳥害人鴉雀鴿”，“鴿”是彩票，雅號獎券，那時卻稱為“白鴿票”的。但我不知道后來有人對出了沒有。

　　不過我們也并非滿足于現狀，是身處斗室之中，神馳宇宙之外，抽鴉片者享樂著幻境，叉麻雀者心儀于好牌。檐下放起爆竹，是在將月亮從天狗嘴里救出；劍仙坐在書齋里，哼的一聲，一道白光，千万里外的敵人可被殺掉了，不過飛劍還是回家，鑽進原先的鼻孔去，因為下次還要用。這叫做千變万化，不离其宗。所以學校是從家庭里拉出子弟來，教成社會人才的地方，而一鬧到不可開交的時候，還是“交家長嚴加管束”云。

　　“骨肉歸于土，命也；若夫魂气，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２〕一個人變了鬼，該可以隨便一點了罷，而活人仍要燒一所紙房子，請他住進去，闊气的還有打牌桌，鴉片盤。成仙，這變化是很大的，但是劉太太偏舍不得老家，定要運動到“拔宅飛升”〔３〕，連雞犬都帶了上去而后已，好依然的管家務，飼狗，喂雞。

　　我們的古今人；對于現狀，實在也愿意有變化，承認其變化的。變鬼無法，成仙更佳，然而對于老家，卻總是死也不肯放。我想，火藥只做爆竹，指南針只看墳山，恐怕那原因就在此。

　　現在是火藥蛻化為轟炸彈，燒夷彈，裝在飛机上面了，我們卻只能坐在家里等他落下來。自然，坐飛机的人是頗有了的，但他那里是遠征呢，他為的是可以快點回到家里去。家是我們的生處，也是我們的死所。

　　十二月十六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申報月刊》第三卷第一號，署名羅憮。

　　〔２〕這段話見《禮記·檀弓》：“骨肉歸复于上，命也；若魄气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

　　〔３〕“拔宅飛升”据《全后漢文》中的《仙人唐公房碑》記載，相傳唐公房認識一個仙人，能獲得“神藥”。有一次，他触怒了太守，太守想逮捕他和他的妻子，“公房乃先歸于谷口，呼其師告以危急。其師与之歸，以藥飲公房妻子曰：‘可去矣。’妻子戀家不忍去。又曰：‘豈欲得家俱去乎？’妻子曰：‘固所愿也。’于是乃以藥涂屋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大風玄云來迎，公房妻子，屋宅六畜，翛然与之俱去。”又東晉葛洪《神仙傳》也載有關于漢代淮南王劉安的類似傳說，參看本卷第２３１頁注〔４〕。




經驗

　　古人所傳授下來的經驗，有些實在是极可寶貴的，因為它曾經費去許多犧牲，而留給后人很大的益處。

　　偶然翻翻《本草綱目》〔２〕，不禁想起了這一點。這一部書，是很普通的書，但里面卻含有丰富的寶藏。自然，捕風捉影的記載，也是在所不免的，然而大部分的藥品的功用，卻由歷久的經驗，這才能夠知道到這程度，而尤其惊人的是關于毒藥的敘述。我們一向喜歡恭維古圣人，以為藥物是由一個神農皇帝獨自嘗出來的，他曾經一天遇到過七十二毒，〔３〕但都有解法，沒有毒死。這种傳說，現在不能主宰人心了。人們大抵已經知道一切文物，都是歷來的無名氏所逐漸的造成。建筑，烹飪，漁獵，耕种，無不如此；醫藥也如此。這么一想，這事情可就大起來了：大約古人一有病，最初只好這樣嘗一點，那樣嘗一點，吃了毒的就死，吃了不相干的就無效，有的竟吃到了對證的就好起來，于是知道這是對于某一种病痛的藥。這樣地累積下去，乃有草創的紀錄，后來漸成為龐大的書，如《本草綱目》就是。而且這書中的所記，又不獨是中國的，還有阿剌伯人的經驗，有印度人的經驗，則先前所用的犧牲之大，更可想而知了。

　　然而也有經過許多人經驗之后，倒給了后人坏影響的，如俗語說“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便是其一。救急扶傷，一不小心，向來就很容易被人所誣陷，而還有一种坏經驗的結果的歌訣，是“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于是人們就只要事不干己，還是遠遠的站開干淨。我想，人們在社會里，當初是并不這樣彼此漠不相關的，但因豺狼當道，事實上因此出過許多犧牲，后來就自然的都走到這條道路上去了。所以，在中國，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車摔傷的人，路人圍觀或甚至于高興的人盡有，肯伸手來扶助一下的人卻是极少的。這便是犧牲所換來的坏處。

　　總之，經驗的所得的結果無論好坏，都要很大的犧牲，雖是小事情，也免不掉要付惊人的代价。例如近來有些看報的人，對于什么宣言，通電，講演，談話之類，無論它怎樣駢四儷六，崇論宏議，也不去注意了，甚而還至于不但不注意，看了倒不過做做嘻笑的資料。這那里有“始制文字，乃服衣裳”〔４〕一樣重要呢，然而這一點點結果，卻是犧牲了一大片地面，和許多人的生命財產換來的。生命，那當然是別人的生命，偶是自己，就得不著這經驗了。所以一切經驗，是只有活人才能有的，我的決不上別人譏刺我怕死〔５〕，就去自殺或拚命的當，而必須寫出這一點來，就為此。而且這也是小小的經驗的結果。

　　六月十二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五日《申報月刊》第二卷第七號，署名洛文。

　　〔２〕《本草綱目》明代醫藥學家李時珍撰寫的藥物學著作，共五十二卷。這書是他在長期實踐和實地調查的基礎上，吸取人民群眾的智慧和經驗，參考大量醫藥資料和有關文獻，費時近三十年才寫成的。

　　〔３〕神農皇帝我國傳說中的古代帝王。据《淮南子·修務訓》：“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本之實，食蠃蛖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于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濕肥土堯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

　　〔４〕“始制文字，乃服衣裳”語見《千字文》。〔５〕別人譏刺我怕死梁實秋在《新月》第二卷第十一期發表的《魯迅与牛》一文，借一九三○年四月八日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為聲援四·三慘案（英國人在南京打死打傷中國工人的慘案）集會時，一工人被巡捕槍殺的事譏笑作者說：“自由運動大同盟即是魯迅先生領銜發起的，……這事發生之后，頗有人為魯迅先生擔心，因為不曉得流了‘一灘鮮血’的究竟是那一位。……幸虧事實不久大明，死的不是‘參加工農革命底實際行動’的‘左翼作家’，是一位‘勇敢的工人’……魯迅先生的‘不賣肉主義’是老早言明在先的。”又法魯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一日《大晚報·火炬》發表的《到底要不要自由》中，也有這類含沙射影的話，參看《偽自由書·后記》。




看蕭和“看蕭的人們”記

　　我是喜歡蕭的。這并不是因為看了他的作品或傳記，佩服得喜歡起來，僅僅是在什么地方見過一點警句，從什么人听說他往往撕掉紳士們的假面，這就喜歡了他了。還有一層，是因為中國也常有模仿西洋紳士的人物的，而他們卻大抵不喜歡蕭。被我自己所討厭的人們所討厭的人，我有時會覺得他就是好人物。

　　現在，這蕭就要到中國來，但特地搜尋著去看一看的意思倒也并沒有。

　　十六日的午后，內山完造〔２〕君將改造社的電報給我看，說是去見一見蕭怎么樣。我就決定說，有這樣地要我去見一見，那就見一見罷。

　　十七日的早晨，蕭該已在上海登陸了，但誰也不知道他躲著的處所。這樣地過了好半天，好像到底不會看見似的。到了午后，得到蔡先生〔３〕的信，說蕭現就在孫夫人〔４〕的家里吃午飯，教我赶緊去。

　　我就跑到孫夫人的家里去。一走進客廳隔壁的一間小小的屋子里，蕭就坐在圓桌的上首，和別的五個人在吃飯。因為早就在什么地方見過照相，听說是世界的名人的，所以便電光一般覺得是文豪，而其實是什么標記也沒有。但是，雪白的須發，健康的血色，和气的面貌，我想，倘若作為肖像畫的模范，倒是很出色的。

　　午餐像是吃了一半了。是素菜，又簡單。白俄的新聞上，曾經猜有無數的侍者，但只有一個廚子在搬菜。

　　蕭吃得并不多，但也許開始的時候，已經很吃了一通了也難說。到中途，他用起筷子來了，很不順手，總是夾不住。然而令人佩服的是他竟逐漸巧妙，終于緊緊的夾住了一塊什么東西，于是得意的遍看著大家的臉，可是誰也沒有看見這成功。

　　在吃飯時候的蕭，我毫不覺得他是諷刺家。談話也平平常常。例如說：朋友最好，可以久遠的往還，父母和兄弟都不是自己自由選擇的，所以非离開不可之類。

　　午餐一完，照了三張相。并排一站，我就覺得自己的矮小了。雖然心里想，假如再年青三十年，我得來做伸長身体的体操……。

　　兩點光景，筆會（ＰｅｎＣｌｕｂ）〔５〕有歡迎。也趁了摩托車一同去看時，原來是在叫作“世界學院”的大洋房里。走到樓上，早有為文藝的文藝家，民族主義文學家，交際明星，伶界大王等等，大約五十個人在那里了。合起圍來，向他質問各色各樣的事，好像翻檢《大英百科全書》似的。

　　蕭也演說了几句：諸君也是文士，所以這玩藝儿是全都知道的。至于扮演者，則因為是實行的，所以比起自己似的只是寫寫的人來，還要更明白。此外還有什么可說的呢。總之，今天就如看看動物園里的動物一樣，現在已經看見了，這就可以了罷。云云。

　　大家都哄笑了，大約又以為這是諷刺。

　　也還有一點梅蘭芳博士〔６〕和別的名人的問答，但在這里，略之。

　　此后是將贈品送給蕭的儀式。這是由有著美男子之譽的邵洵美〔７〕君拿上去的，是泥土做的戲子的臉譜的小模型，收在一個盒子里。還有一种，听說是演戲用的衣裳，但因為是用紙包好了的，所以沒有見。蕭很高興的接受了。据張若谷君后來發表出來的文章，則蕭還問了几句話，張君也刺了他一下，可惜蕭不听見云。〔８〕但是，我實在也沒有听見。

　　有人問他菜食主義的理由。這時很有了几個來照照相的人，我想，我這煙卷的煙是不行的，便走到外面的屋子去了。

　　還有面會新聞記者的約束，三點光景便又回到孫夫人的家里來。早有四五十個人在等候了，但放進的卻只有一半。首先是木村毅〔９〕君和四五個文士，新聞記者是中國的六人，英國的一人，白俄一人，此外還有照相師三四個。

　　在后園的草地上，以蕭為中心，記者們排成半圓陣，替代著世界的周游，開了記者的嘴臉展覽會。蕭又遇到了各色各樣的質問，好像翻檢《大英百科全書》似的。

　　蕭似乎并不想多話。但不說，記者們是決不干休的，于是終于說起來了，說得一多，這回是記者那面的筆記的分量，就漸漸的減少了下去。

　　我想，蕭并不是真的諷刺家，因為他就會說得那么多。

　　試驗是大約四點半鐘完結的。蕭好像已經很疲倦，我就和木村君都回到內山書店里去了。

　　第二天的新聞，卻比蕭的話還要出色得遠遠。在同一的時候，同一的地方，听著同一的話，寫了出來的記事，卻是各不相同的。似乎英文的解釋，也會由于听者的耳朵，而變換花樣。例如，關于中國的政府罷，英字新聞的蕭，說的是中國人應該挑選自己們所佩服的人，作為統治者；〔１０〕日本字新聞的蕭，說的是中國政府有好几個；〔１１〕漢字新聞的蕭，說的是凡是好政府，總不會得人民的歡心的。〔１２〕從這一點看起來，蕭就并不是諷刺家，而是一面鏡。

　　但是，在新聞上的對于蕭的評論，大体是坏的。人們是各各去听自己所喜歡的，有益的諷刺去的，而同時也給听了自己所討厭的，有損的諷刺。于是就各各用了諷刺來諷刺道，蕭不過是一個諷刺家而已。

　　在諷刺競賽這一點上，我以為還是蕭這一面偉大。

　　我對于蕭，什么都沒有問；蕭對于我，也什么都沒有問。不料木村君卻要我寫一篇蕭的印象記。別人做的印象記，我是常看的，寫得仿佛一見便窺見了那人的真心一般，我實在佩服其觀察之銳敏。至于自己，卻連相書也沒有翻閱過，所以即使遇見了名人罷，倘要我滔滔的來說印象，可就窮矣了。

　　但是，因為是特地從東京到上海來要我寫的，我就只得寄一點這樣的東西，算是一個對付。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三夜。

　　（三月二十五日，許霞譯自《改造》四月特輯，更由作者校定。）BB

　　〔１〕本篇為日本改造社特約稿，原系日文，發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號《改造》。后由許霞（許廣平）譯成中文，經作者校定，發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現代》第三卷第一期。

　　〔２〕內山完造（１８８５—１９５９）日本人，當時在上海開設主要出售日文書籍的內山書店。一九二七年十月他与魯迅結識后常有交往。〔３〕蔡先生即蔡元培（１８６８—１９４０），字鶴卿，號孑民，浙江紹興人。近代教育家。當時是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領導人之一。

　　〔４〕孫夫人即宋慶齡，廣東文昌人，政治家。〔５〕筆會帶有國際性的著作家團体，一九二一年在倫敦成立。中國分會由蔡元培任理事長，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成立于上海，后來自行渙散。

　　〔６〕梅蘭芳博士一九三○年梅蘭芳赴美訪問時，美國波摩那大學及南加州大學曾授予他文學博士的榮譽學位。〔７〕邵洵美（１９０６—１９６８）浙江余姚人。曾出資創辦金屋書店，主編《金屋月刊》，提倡唯美主義文學。著有詩集《花一般的罪惡》等。〔８〕張若谷江蘇南匯（今屬上海）人，當時的投机文人。他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八日《大晚報》發表《五十分鐘和蕭伯納在一起》一文，其中記述給蕭伯納送禮時的情形說：“筆會的同人，派希腊式鼻子的邵洵美做代表，捧了一只大的玻璃框子，里面裝了十几個北平土產的泥制优伶臉譜，紅面孔的關云長，白面孔的曹操，長胡子的老生，包扎頭的花旦，五顏六色，煞是好看。蕭老頭儿裝出似乎很有興味的樣子，指著一個長白胡須和他有些相像的臉譜，微笑著問道：‘這是不是中國的老爺？’‘不是老爺，是舞台上的老頭儿。’我對他說。他好像沒有听見，仍舊笑嘻嘻地指著一個花旦的臉譜說：‘她不是老爺的女儿吧？’”据張若谷自稱，他所說的“舞台上的老頭儿”，是諷刺蕭伯納的。〔９〕木村毅當時日本改造社的記者。在蕭伯納將到上海時，他被派前來采訪，并約魯迅為《改造》雜志撰寫關于蕭伯納的文章。〔１０〕英字新聞指上海《字林西報》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八日一段報導：“回答著關于被壓迫民族和他們應當怎么干的問題，蕭伯納先生說：‘他們應當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中國也應當這樣干。中國的民眾應當自己組織起來，并且，他們所要挑選的自己的統治者，不是什么戲子或者封建的王公’”。




論“第三种人”

    這三年來，關于文藝上的論爭是沉寂的，除了在指揮刀的保護之下，挂著“左翼”的招牌，在馬克斯主義里發見了文藝自由論，列宁主義里找到了殺盡共匪說的論客〔２〕的“理論”之外，几乎沒有人能夠開口，然而，倘是“為文藝而文藝”的文藝，卻還是“自由”的，因為他決沒有收了盧布的嫌疑。但在“第三种人”，就是“死抱住文學不放的人”〔３〕，又不免有一种苦痛的豫感：左翼文壇要說他是“資產階級的走狗”〔４〕。

　　代表了這一种“第三种人”來鳴不平的，是《現代》雜志第三和第六期上的蘇汶先生的文章〔５〕（我在這里先應該聲明：我為便利起見，暫且用了“代表”，“第三种人”這些字眼，雖然明知道蘇汶先生的“作家之群”，是也如拒絕“或者”，“多少”，“影響”這一類不十分決定的字眼一樣，不要固定的名稱的，因為名稱一固定，也就不自由了）。他以為左翼的批評家，動不動就說作家是“資產階級的走狗”，甚至于將中立者認為非中立，而一非中立，便有認為“資產階級的走狗”的可能，號稱“左翼作家”者既然“左而不作”〔６〕，“第三种人”又要作而不敢，于是文壇上便沒有東西了。然而文藝据說至少有一部分是超出于階級斗爭之外的，為將來的，就是“第三种人”所抱住的真的，永久的文藝。——但可惜，被左翼理論家弄得不敢作了，因為作家在未作之前，就有了被罵的豫感。

　　我相信這种豫感是會有的，而以“第三种人”自命的作家，也愈加容易有。我也相信作者所說，現在很有懂得理論，而感情難變的作家。然而感情不變，則懂得理論的度數，就不免和感情已變或略變者有些不同，而看法也就因此兩樣。蘇汶先生的看法，由我看來，是并不正确的。

　　自然，自從有了左翼文壇以來，理論家曾經犯過錯誤，作家之中，也不但如蘇汶先生所說，有“左而不作”的，并且還有由左而右，甚至于化為民族主義文學的小卒，書坊的老板，敵党的探子的，然而這些討厭左翼文壇了的文學家所遺下的左翼文壇，卻依然存在，不但存在，還在發展，克服自己的坏處，向文藝這神圣之地進軍。蘇汶先生問過：克服了三年，還沒有克服好么？〔７〕回答是：是的，還要克服下去，三十年也說不定。然而一面克服著，一面進軍著，不會做待到克服完成，然后行進那樣的傻事的。但是，蘇汶先生說過“笑話”〔８〕：左翼作家在從資本家取得稿費；現在我來說一句真話，是左翼作家還在受封建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的法律的壓迫，禁錮，殺戮。所以左翼刊物，全被摧殘，現在非常寥寥，即偶有發表，批評作品的也絕少，而偶有批評作品的，也并未動不動便指作家為“資產階級的走狗”，而且不要“同路人”。左翼作家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神兵，或國外殺進來的仇敵，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還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進。

　　但現在要問：左翼文壇現在因為受著壓迫，不能發表很多的批評，倘一旦有了發表的可能，不至于動不動就指“第三种人”為“資產階級的走狗”么？我想，倘若左翼批評家沒有宣誓不說，又只從坏處著想，那是有這可能的，也可以想得比這還要坏。不過我以為這种豫測，實在和想到地球也許有破裂之一日，而先行自殺一樣，大可以不必的。

　　然而蘇汶先生的“第三种人”，卻据說是為了這未來的恐怖而“擱筆”了。未曾身歷，僅僅因為心造的幻影而擱筆，“死抱住文學不放”的作者的擁抱力，又何其弱呢？兩個愛人，有因為豫防將來的社會上的斥責而不敢擁抱的么？

　　其實，這“第三种人”的“擱筆”，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評的嚴酷。真實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這樣的“第三种人”，做不成這樣的人，也就沒有了第三种筆，擱与不擱，還談不到。

　　生在有階級的社會里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斗的時代而要离開戰斗而獨立，生在現在而要做給与將來的作品，這樣的人，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現實世界上是沒有的。要做這樣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著頭發，要离開地球一樣，他离不開，焦躁著，然而并非因為有人搖了搖頭，使他不敢拔了的緣故。

　　所以雖是“第三种人”，卻還是一定超不出階級的，蘇汶先生就先在豫料階級的批評了，作品里又豈能擺脫階級的利害；也一定离不開戰斗的，蘇汶先生就先以“第三种人”之名提出抗爭了，雖然“抗爭”之名又為作者所不愿受；而且也跳不過現在的，他在創作超階級的，為將來的作品之前，先就留心于左翼的批判了。

　　這确是一种苦境。但這苦境，是因為幻影不能成為實有而來的。即使沒有左翼文壇作梗，也不會有這“第三种人”，何況作品。但蘇汶先生卻又心造了一個橫暴的左翼文壇的幻影，將“第三种人”的幻影不能出現，以至將來的文藝不能發生的罪孽，都推給它了。

　　左翼作家誠然是不高超的，連環圖畫，唱本，然而也不到蘇汶先生所斷定那樣的沒出息〔９〕。左翼也要托爾斯泰，弗羅培爾〔１０〕。但不要“努力去創造一些屬于將來（因為他們現在是不要的）的東西”的托爾斯泰和弗羅培爾。他們兩個，都是為現在而寫的，將來是現在的將來，于現在有意義，才于將來會有意義。尤其是托爾斯泰，他寫些小故事給農民看，也不自命為“第三种人”，當時資產階級的多少攻擊，終于不能使他“擱筆”。左翼雖然誠如蘇汶先生所說，不至于蠢到不知道“連環圖畫是產生不出托爾斯泰，產生不出弗羅培爾來”，但卻以為可以產出密開朗該羅，達文希〔１１〕那樣偉大的畫手。而且我相信，從唱本說書里是可以產生托爾斯泰，弗羅培爾的。現在提起密開朗該羅們的畫來，誰也沒有非議了，但實際上，那不是宗教的宣傳畫，《舊約》〔１２〕的連環圖畫么？而且是為了那時的“現在”的。

　　總括起來說，蘇汶先生是主張“第三种人”与其欺騙，与其做冒牌貨，倒還不如努力去創作，這是极不錯的。“定要有自信的勇气，才會有工作的勇气！”〔１３〕這尤其是對的。

　　然而蘇汶先生又說，許多大大小小的“第三种人”們，卻又因為豫感了不祥之兆——左翼理論家的批評而“擱筆”了！“怎么辦呢”？

　　十月十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一日上海《現代》第二卷第一期。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胡秋原在他所主持的《文化評論》創刊號發表了《阿狗文藝論》一文，他自稱“自由人”，一方面批評“民族主義文學”，一方面則對當時“左聯”所領導的革命文學運動進行攻擊，認為“將藝術墮落到一种政治的留聲机，那是藝術的叛徒”。其后，他又連續發表了《勿侵略文藝》、《錢杏村理論之清算》二文，誹謗當時的革命文學運動，因此受到“左聯”的反擊。洛揚（馮雪峰）在《文藝新聞》第五十八期（一九三二年六月六日）上發表了《致文藝新聞的信》，指出胡秋原的目的“是進攻整個普羅革命文學運動”，揭露了胡秋原在“自由人”假面具掩蓋下的反動實質。由此蘇汶（即杜衡）就在《現代》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二年七月）發表了《關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藝論辯》一文，自稱“第三种人”，認為當時許多作家（即他所說的“作家之群”）之所以“擱筆”，是因為“左聯”批評家的“凶暴”，和“左聯”“霸占”了文壇的緣故；并在文中對人民的革命斗爭進行歪曲和誹謗。于是“左聯”也就繼續對胡秋原、蘇汶等加以反擊和批判。本篇及瞿秋白所作《文藝的自由和文學家的不自由》（一九三二年十月《現代》第一卷第六期）就是在這情形下發表的。〔２〕這里所說的論客，指胡秋原和某些托洛茨基派分子。當時胡秋原曾冒充“馬克思主義”者，并和托洛茨基派分子相勾結；托洛茨基派同國民党反動派一鼻孔出气，誣蔑中國工農紅軍為“土匪”。〔３〕“死抱住文學不放的人”這是蘇汶在《關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藝論辯》中的話：“在‘智識階級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階級爭著文壇的霸權的時候，最吃苦的，卻是這兩种人之外的第三种人。這第三种人便是所謂作者之群。作者，老實說，是多少帶點我前面所說起的死抱住文學不肯放手的气味的。”〔４〕這是蘇汶在《關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藝論辯》一文中所說的話：“誠哉，難乎其為作家！……他只想替文學，不管是煽動的也好，暴露的也好，留著一線殘存的生机，但是又怕被料事如神的指導者們算出命來，派定他是那一階級的走狗。”

　　〔５〕蘇汶（１９０６—１９６４）又名杜衡，原名戴克崇，浙江杭縣人，當時《現代》月刊的編輯。這里所說蘇汶的文章，即上述《關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藝論辯》和《現代》第六期（一九三二年十月）所載《“第三种人”的出路》。

　　〔６〕“左而不作”見蘇汶《“第三种人”的出路》：“不勇于欺騙的作家，既不敢拿出他們所有的東西，而別人所要的卻又拿不出，于是怎么辦？——擱筆。這擱筆不是什么‘江郎才盡’，而是不敢動筆。因為做了忠實的左翼作家之后，他便會覺得与其作而不左，倒還不如左而不作。而在今日之下，左而不作的左翼作家，何其多也！”〔７〕蘇汶的這些話也見《“第三种人”的出路》：“中國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已經有了三年的歷史。在這三年的期間內，理論是明顯地進步了，但是作品呢？不但在量上不見其增多，甚至連質都未見得有多大的進展。固然有人高唱著克服什么什么的根性和偏見。但是克服了三年還沒有克服好嗎？”

　　〔８〕蘇汶說過“笑話”，也見《“第三种人”的出路》：“容我說句笑話，連在中國這樣野蠻的國家，左翼諸公都還可以拿他們的反資本主義的作品去從資本家手里換出几個稿費來呢。”〔９〕蘇汶在《關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藝論辯》中說：“譬如拿他們（按指“左聯”）所提倡的文藝大眾化這問題來說吧。他們鑒于現在勞動者沒有東西看，在那里看陳舊的充滿了封建气味的（這就是說，有害的）連環圖畫和唱本。于是他們便要作家們去寫一些有利的連環圖畫和唱本來給勞動者們看。……這樣低級的形式還生產得出好的作品嗎？确實，連環圖畫里是產生不出托爾斯泰，產生不出弗羅培爾來的。這一點難道左翼理論家們會不知道？他們斷然不會那么蠢。但是，他們要弗羅培爾什么用呢？要托爾斯泰什么用呢？他們不但根本不會叫作家去做成弗羅培爾或托爾斯泰，就使有了，他們也是不要，至少他們‘目前’已是不要。而且這不要是對的，辯證的。也許將來，也許將來他們會原諒，不過此是后話。”

　　〔１０〕托爾斯泰指列夫·托爾斯泰。他曾特別關注俄國農民的悲慘處境和命運，編寫了大量以農民為主要讀者對象的民間故事、傳說和寓言。這類作品，鼓吹了宗教道德，同時也揭露了沙皇統治的罪惡，因而有些遭到了當局的刪改和查禁。弗羅培爾（ＧAＦｌａｕｂｅｒｔ＃保福玻薄保福福埃ㄒ□Ｂ□藎u□導搖Ｖ諧□*說《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等。

　　〔１１〕密開朗該羅（ＢAＭｉｃｈｅｌａｎｇｅｌｏ，１４７５—１５６４）*ㄒ朊卓琪羅，文藝复興時期的意大利雕刻家、畫家。繪畫代表作有《創世記》和《最后的審判》等。達文希（ＤａＶｉｎｃｉ，１４５２—１５１９），通譯達·芬奇，文藝复興時期的意大利畫家。代表作有《蒙娜·麗莎》和《最后的晚餐》等。

　　〔１２〕《舊約》即《舊約全書》，基督教《圣經》的前部分（后部分為《新約全書》）。

　　〔１３〕這句話和末句的“怎么辦呢”，均見《“第三种人”的出路》。

　　〔１１〕日本字新聞指上海《每日新聞》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八日的一段報導：“中國記者問：‘對于中國政府的你的意見呢？’——‘在中國，照我所知道，政府有好几個，你是指那一個呀？’”〔１２〕漢字新聞据《蕭伯納在上海》一書所引，當時上海有中文報紙曾報導蕭伯納的話說：“中國今日所需要者為良好政府，要知好政府及好官吏，絕非一般民眾所歡迎”。




林克多《蘇聯聞見錄》序

　　大約總歸是十年以前罷，我因為生了病，到一個外國醫院去請診治，在那待診室里放著的一本德國《星期報》（ＤｉｅＷｏｃｈｅ）上，看見了一幅關于俄國十月革命的漫畫，畫著法官，教師，連醫生和看護婦，也都橫眉怒目，捏著手槍。這是我最先看見的關于十月革命的諷刺畫，但也不過心里想，有這樣凶暴么，覺得好笑罷了。后來看了几個西洋人的旅行記，有的說是怎樣好，有的又說是怎樣坏，這才莫名其妙起來。但到底也是自己斷定：這革命恐怕對于窮人有了好處，那么對于闊人就一定是坏的，有些旅行者為窮人設想，所以覺得好，倘若替闊人打算，那自然就都是坏處了。

　　但后來又看見一幅諷刺畫，是英文的，畫著用紙版剪成的工厂，學校，育儿院等等，豎在道路的兩邊，使參觀者坐著摩托車，從中間駛過。這是針對著做旅行記述說蘇聯的好處的作者們而發的，猶言參觀的時候，受了他們的欺騙。政治和經濟的事，我是外行，但看去年蘇聯煤油和麥子的輸出，竟弄得資本主義文明國的人們那么駭怕的事實，卻將我多年的疑團消釋了。我想：假裝面子的國度和專會殺人的人民，是決不會有這么巨大的生產力的，可見那些諷刺畫倒是無恥的欺騙。

　　不過我們中國人實在有一點小毛病，就是不大愛听別國的好處，尤其是清党之后，提起那日有建設的蘇聯。一提到罷，不是說你意在宣傳，就是說你得了盧布。而且宣傳這兩個字，在中國實在是被糟蹋得太不成樣子了，人們看慣了什么闊人的通電，什么會議的宣言，什么名人的談話，發表之后，立刻無影無蹤，還不如一個屁的臭得長久，于是漸以為凡有講述遠處或將來的优點的文字，都是欺人之談，所謂宣傳，只是一個為了自利，而漫天說謊的雅號。

　　自然，在目前的中國，這一類的東西是常有的，靠了欽定或官許的力量，到處推銷無阻，可是讀的人們卻不多，因為宣傳的事，是必須在現在或到后來有事實來證明的，這才可以叫作宣傳。而中國現行的所謂宣傳，則不但后來只有證明這“宣傳”确鑿就是說謊的事實而已，還有一种坏結果，是令人對于凡有記述文字逐漸起了疑心，臨末弄得索性不著。即如我自己就受了這影響，報章上說的什么新舊三都的偉觀，南北兩京的新气〔２〕，固然只要看見標題就覺得肉麻了，而且連講外國的游記，也竟至于不大想去翻動它。

　　但這一年內，也遇到了兩部不必用心戒備，居然看完了的書，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記》〔３〕，一就是這《蘇聯聞見錄》。因為我的辨認草字的力量太小的緣故，看下去很費力，但為了想看看這自說“為了吃飯問題，不得不去做工”的工人作者的見聞，到底看下去了。雖然中間遇到好像講解統計表一般的地方，在我自己，未免覺得枯燥，但好在并不多，到底也看下去了。那原因，就在作者仿佛對朋友談天似的，不用美麗的字眼，不用巧妙的做法，平舖直敘，說了下去，作者是平常的人，文章是平常的文章，所見所聞的蘇聯，是平平常常的地方，那人民，是平平常常的人物，所設施的正是合于人情，生活也不過像了人樣，并沒有什么希奇古怪。倘要從中獵艷搜奇，自然免不了會失望，然而要知道一些不搽粉墨的真相，卻是很好的。

　　而且由此也可以明白一點世界上的資本主義文明國之定要進攻蘇聯的原因。工農都像了人樣，于資本家和地主是极不利的，所以一定先要殲滅了這工農大眾的模范。蘇聯愈平常，他們就愈害怕。前五六年，北京盛傳廣東的裸体游行，后來南京上海又盛傳漢口的裸体游行，就是但愿敵方的不平常的證据。据這書里面的記述，蘇聯實在使他們失望了。為什么呢？因為不但共妻，殺父，裸体游行等類的“不平常的事”，确然沒有而已，倒是有了許多极平常的事實，那就是將“宗教，家庭，財產，祖國，禮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東西，都像糞一般拋掉，而一個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會制度從地獄底里涌現而出，几万万的群眾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運的人。這种极平常的事情，是只有“匪徒”才干得出來的。該殺者，“匪徒”也。

　　但作者的到蘇聯，已在十月革命后十年，所以只將他們之“能堅苦，耐勞，勇敢与犧牲”告訴我們，而怎樣苦斗，才能夠得到現在的結果，那些故事，卻講得很少。這自然是別种著作的任務，不能責成作者全都負擔起來，但讀者是万不可忽略這一點的，否則，就如印度的《譬喻經》所說，要造高樓，而反對在地上立柱，〔４〕据說是因為他要造的，是离地的高樓一樣。

　　我不加戒備的將這讀完了，即因為上文所說的原因。而我相信這書所說的蘇聯的好處的，也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十來年前，說過蘇聯怎么不行怎么無望的所謂文明國人，去年已在蘇聯的煤油和麥子面前發抖。而且我看見确鑿的事實：他們是在吸中國的膏血，奪中國的土地，殺中國的人民。他們是大騙子，他們說蘇聯坏，要進攻蘇聯，就可見蘇聯是好的了。這一部書，正也轉過來是我的意見的實證。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魯迅于上海閘北寓樓記。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二年六月十日上海《文學月報》第一卷第一號“書評”欄，題為《“蘇聯聞見錄”序》。林克多，原名李平，浙江黃岩人，五金工人。原在巴黎做工，一九二九年因法國經濟危机失業，一九三○年應募到蘇聯做工。《蘇聯聞見錄》，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上海光華書局出版。

　　〔２〕新舊三都指南京、洛陽和西安。當時國民党政府以南京為首都，一二八戰爭時，又曾定洛陽為行都，西安為陪都。南北兩京，指南京和北京。

　　〔３〕胡愈之浙江上虞人，作家、政論家。他的《莫斯科印象記》，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海新生命書局出版。

　　〔４〕《譬喻經》即《百句譬喻經》，簡稱《百喻經》。印度僧伽斯那撰，南朝齊求那毗地譯，是佛教宣講大乘教義的寓言性作品。這里所引的故事見該書的《三重樓喻》：“往昔之世，有富愚人，痴無所知。到餘富家，見三重樓，高廣嚴麗，軒敞疏朗。心生渴仰，即作是念：我有財錢，不減于彼，云何頃來而不造作如是之樓。即喚木匠而問言曰：解作彼家端正舍不？木匠答言：是我所作。即便語言，今可為我造樓如彼。是時木匠，即便經地壘作樓，愚人見其壘作舍，猶怀疑惑，不能了知。而問之言：欲作何等。木匠答言：作三重屋。愚人复言：我不欲下二重之屋，先可為我作最上屋。木匠答言：無有是事。何有不作最下重屋，而得造彼第一之屋；不造第二，云何得造第三重屋。愚人固言：我今不用下二重屋，必可為我作最上者。時人聞已，便生怪笑。咸作此言：何有不造下第一屋而得上者。”





論“赴難”和“逃難”

　　——寄《濤聲》編輯的一封信編輯先生：

　　我常常看《濤聲》，也常常叫“快哉！”但這回見了周木齋先生那篇《罵人与自罵》〔２〕，其中說北平的大學生“即使不能赴難，最低最低的限度也應不逃難”，而致慨于五四運動時代式鋒芒之銷盡，卻使我如骨鯁在喉，不能不說几句話。因為我是和周先生的主張正相反，以為“倘不能赴難，就應該逃難”，屬于“逃難党”的。

　　周先生在文章的末尾，“疑心是北京改為北平的應驗”，我想，一半是對的。那時的北京，還挂著“共和”的假面，學生嚷嚷還不妨事；那時的執政，是昨天上海市十八團体為他開了“上海各界歡迎段公芝老大會”〔３〕的段祺瑞先生，他雖然是武人，卻還沒有看過《莫索理尼傳》。然而，你瞧，來了呀。有一回，對著請愿的學生畢畢剝剝的開槍了〔４〕，兵們最受瞄准的是女學生，這用精神分析學來解釋，是說得過去的，尤其是剪發的女學生，這用整頓風俗〔５〕的學說來解說，也是說得過去的。總之是死了一些“莘莘學子”。然而還可以開追悼會；還可以游行過執政府之門，大叫“打倒段祺瑞”。為什么呢？因為這時又還挂著“共和”的假面。然而，你瞧，又來了呀。現為党國大教授的陳源先生，在《現代評論》上哀悼死掉的學生，說可惜他們為几個盧布送了性命；〔６〕《語絲》反對了几句，現為党國要人的唐有壬先生在《晶報》上發表一封信，說這些言動是受墨斯科的命令的。這實在已經有了北平气味了。

　　后來，北伐成功了，北京屬于党國，學生們就都到了進研究室的時代，五四式是不對了。為什么呢？因為這是很容易為“反動派”所利用的。為了矯正這种坏脾气，我們的政府，軍人，學者，文豪，警察，偵探，實在費了不少的苦心。用誥諭，用刀槍，用書報，用段煉，用逮捕，用拷問，直到去年請愿之徒，死的都是“自行失足落水”，連追悼會也不開的時候為止，這才顯出了新教育的效果。

　　倘使日本人不再攻榆關，我想，天下是太平了的，“必先安內而后可以攘外”〔７〕。但可恨的是外患來得太快一點，太繁一點，日本人太不為中國諸公設想之故也，而且也因此引起了周先生的責難。

　　看周先生的主張，似乎最好是“赴難”。不過，這是難的。倘使早先有了組織，經過訓練，前線的軍人力戰之后，人員缺少了，副司令〔８〕下令召集，那自然應該去的。無奈据去年的事實，則連火車也不能白坐，而況乎日所學的又是債權論，土耳其文學史，最小公倍數之類。去打日本，一定打不過的。大學生們曾經和中國的兵警打過架，但是“自行失足落水”了，現在中國的兵警尚且不抵抗，大學生能抵抗么？我們雖然也看見過許多慷慨激昂的詩，什么用死尸堵住敵人的炮口呀，用熱血膠住倭奴的刀槍呀，但是，先生，這是“詩”呵！事實并不這樣的，死得比螞蟻還不如，炮口也堵不住，刀槍也膠不住。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９〕我并不全拜服孔老夫子，不過覺得這話是對的，我也正是反對大學生“赴難”的一個。

　　那么，“不逃難”怎樣呢？我也是完全反對。自然，現在是“敵人未到”的，但假使一到，大學生們將赤手空拳，罵賊而死呢，還是躲在屋里，以圖幸免呢？我想，還是前一著堂皇些，將來也可以有一本烈士傳。不過于大局依然無補，無論是一個或十万個，至多，也只能又向“國聯”報告一聲罷了。去年十九路軍的某某英雄怎樣殺敵，大家說得眉飛色舞，因此忘卻了全線退出一百里的大事情，可是中國其實還是輸了的。而況大學生們連武器也沒有。現在中國的新聞上大登“滿洲國”〔１０〕的虐政，說是不准私藏軍器，但我們大中華民國人民來藏一件護身的東西試試看，也會家破人亡，——先生，這是很容易“為反動派所利用”的呵。

　　施以獅虎式的教育，他們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們到万分危急時還會用一對可怜的角。然而我們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連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則大難臨頭，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自然，就是逃也不見得安穩，誰都說不出那里是安穩之處來，因為到處繁殖了獵狗，詩曰：“□E□Es賜茫鋈裰薄玻保薄常酥揭病Ｈ輝蛉*計，固仍以“走”為上計耳。

　　總之，我的意見是：我們不可看得大學生太高，也不可責備他們太重，中國是不能專靠大學生的；大學生逃了之后，卻應該想想此后怎樣才可以不至于單是逃，脫出詩境，踏上實地去。

　　但不知先生以為何如？能給在《濤聲》上發表，以備一說否？謹听裁擇，并請文安。

　　羅憮頓首。一月二十八夜。

　　再：頃聞十來天之前，北平有學生五十多人因開會被捕，可見不逃的還有，然而罪名是“借口抗日，意圖反動”，又可見雖“敵人未到”，也大以“逃難”為是也。二十九日補記。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一日上海《濤聲》第二卷第五期，署名羅憮。原題為《三十六計走為上計》。〔２〕周木齋（１９１０—１９４１）江蘇武進人，當時在上海從事編輯和寫作。他的《罵人与自罵》，載《濤聲》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其中說：“最近日軍侵占榆關，北平的大學生竟至要求提前放假，所愿未遂，于是紛紛自動离校。敵人未到，聞風遠逸，這是絕頂离奇的了。……論理日軍侵榆，……即使不能赴難，最低最低的限度也不應逃難。”又說：“寫到這里，陡然的想起五四運動時期北京學生的鋒芒，轉眼之間，學風民气，兩俱不變，我要疑心是‘北京’改為‘北平’的應驗了。”

　　〔３〕“上海各界歡迎段公芝老大會”段祺瑞（字芝泉）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去上海時，上海市商會等十八個團体于二月十七日為他舉行歡迎會。

　　〔４〕指三一八慘案。參看本卷第２４９頁注〔６〕。〔５〕整頓風俗段祺瑞政府曾多次頒行這類政令，如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發布的“整頓學風令”；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西北邊防督辦張之江致電段祺瑞，主張“男女之防”“維風化而奠邦本”，段政府复電表示“嘉許”，并著手“根本整飭”。

　　〔６〕陳源于三一八慘案發生后，在《現代評論》發表《閒話》，誣蔑愛國學生是被人利用，自蹈“死地”，還誣蔑所謂“宣傳赤化”的人是“直接或間接用蘇俄金錢”（見一九二六年五月八日《現代評論》第三卷第七十四期的《閒話》）。

　　〔７〕“必先安內而后可以攘外”蔣介石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國民党政府外長顧維鈞宣誓就職會上的“親書訓詞”中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御侮。”（見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中央日報》）此后，它成為國民党政府一貫奉行的反共賣國政策。〔８〕副司令指張學良。他在一九三○年六月被任命為國民党政府陸海空軍副司令。

　　〔９〕“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語見《論語·子路》。〔１０〕“滿洲國”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我東北后于一九三二年三月制造的傀儡政權。

　　〔１１〕“□E□Es賜茫鋈裰薄∮錛妒□⊙擰□裳浴貳ＺOE□E，跳躍的樣子；s賜茫*兔。




論翻印木刻

　　麥綏萊勒的連環圖畫四种〔２〕出版并不久，日報上已有了种种的批評，這是向來的美術書出版后未能遇到的盛況，可見讀書界對于這書，是十分注意的。但議論的要點，和去年已不同：去年還是連環圖畫是否可算美術的問題，現在卻已經到了看懂這些圖畫的難易了。

　　出版界的進行可沒有評論界的快。其實，麥綏萊勒的木刻的翻印，是還在證陰連環圖畫确可以成為藝術這一點的。現在的社會上，有种种讀者層，出版物自然也就有种种，這四种是供給智識者層的圖畫。然而為什么有許多地方很難懂得呢？我以為是由于經歷之不同。同是中國人，倘使曾經見過飛机救國或“下蛋”，則在圖上看見這東西，即刻就懂，但若歷來未嘗躬逢這些盛典的人，恐怕只能看作風箏或蜻蜓罷了。

　　有一种自稱“中國文藝年鑒社”，而實是匿名者們所編的《中國文藝年鑒》在它的所謂“鳥瞰”中，曾經說我所發表的《連環圖畫辯護》雖將連環圖畫的藝術价值告訴了蘇汶先生，但“無意中卻把要是德國板畫那類藝術作品搬到中國來，是否能為一般大眾所理解，即是否還成其為大眾藝術的問題忽略了過去，而且這种解答是對大眾化的正題沒有直接意義的”。〔３〕這真是倘不是能編《中國文藝年鑒》的選家，就不至于說出口來的聰明話，因為我本也“不”在討論將“德國板畫搬到中國來，是否為一般大眾所理解”；所辯護的只是連環圖畫可以成為藝術，使青年藝術學徒不被曲說所迷，敢于創作，并且逐漸產生大眾化的作品而已。假使我真如那編者所希望，“有意的”來說德國板畫是否就是中國的大眾藝術，這可至少也得歸入“低能”一類里去了。

　　但是，假使一定要問：“要是德國板畫那類藝術作品搬到中國來，是否能為一般大眾所理解”呢？那么，我也可以回答：假使不是立方派〔４〕，未來派〔５〕等等的古怪作品，大概該能夠理解一點。所理解的可以比看一本《中國文藝年鑒》多，也不至于比看一本《西湖十景》少。風俗習慣，彼此不同，有些當然是莫明其妙的，但這是人物，這是屋宇，這是樹木，卻能夠懂得，到過上海的，也就懂得畫里的電燈，電車，工厂。尤其合式的是所畫的是故事，易于講通，易于記得。古之雅人，曾謂婦人俗子，看畫必問這是什么故事，大可笑。中國的雅俗之分就在此：雅人往往說不出他以為好的畫的內容來，俗人卻非問內容不可。從這一點看，連環圖畫是宜于俗人的，但我在《連環圖畫辯護》中，已經證明了它是藝術，傷害了雅人的高超了。

　　然而，雖然只對于智識者，我以為紹介了麥綏萊勒的作品也還是不夠的。同是木刻，也有刻法之不同，有思想之不同，有加字的，有無字的，總得翻印好几种，才可以窺見現代外國連環圖畫的大概。而翻印木刻畫，也較易近真，有益于觀者。我常常想，最不幸的是在中國的青年藝術學徒了，學外國文學可看原書，學西洋畫卻總看不到原畫。自然，翻板是有的，但是，將一大幅壁畫縮成明信片那么大，怎能看出真相？大小是很有關系的，假使我們將象縮小如豬，老虎縮小如鼠，怎么還會令人覺得原先那种气魄呢。木刻卻小品居多，所以翻刻起來，還不至于大相遠。

　　但這還僅就紹介給一般智識者的讀者層而言，倘為藝術學徒設想，鋅板的翻印也還不夠。太細的線，鋅板上是容易消失的，即使是粗線，也能因強水浸蝕的久暫而不同，少浸太粗，久浸就太細，中國還很少制板适得其宜的名工。要認真，就只好來用玻璃板，我翻印的《士敏土之圖》〔６〕二百五十本，在中國便是首先的試驗。施蟄存先生在《大晚報》附刊的《火炬》上說：“說不定他是像魯迅先生印珂羅版本木刻圖一樣的是私人精印本，屬于罕見書之列”〔７〕，就是在譏笑這一件事。我還親自听到過一位青年在這“罕見書”邊說，寫著只印二百五十部，是騙人的，一定印的很多，印多報少，不過想抬高那書价。

　　他們自己沒有做過“私人精印本”的可笑事，這些笑罵是都無足怪的。我只因為想供給藝術學徒以較可靠的木刻翻本，就用原畫來制玻璃版，但制這版，是每制一回只能印三百幅的，多印即須另制，假如每制一幅則只印一張或多至三百張，制印費都是三元，印三百以上到六百張即需六元，九百張九元，外加紙張費。倘在大書局，大官廳，即使印一万二千本原也容易辦，然而我不過一個“私人”；并非繁銷書，而竟來“精印”，那當然不免為財力所限，只好單印一板了。但幸而還好，印本已經將完，可知還有人看見；至于為一般的讀者，則早已用鋅板复制，插在譯本《士敏土》里面了，然而編輯兼批評家卻不屑道。

　　人不嚴肅起來，連指導青年也可以當作開玩笑，但僅印十來幅圖，認真地想過几回的人卻也有的，不過自己不多說。我這回寫了出來，是在向青年藝術學徒說明珂羅板一板只印三百部，是制板上普通的事，并非故意要造“罕見書”，并且希望有更多好事的“私人”，不為不負責任的話所欺，大家都來制造“精印本”。

　　十一月六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濤聲》第二卷第四十六期，署名旅隼。

　　〔２〕麥綏萊勒的連環圖畫四种參看本書《〈一個人的受難〉序》及其注〔４〕。

　　〔３〕《中國文藝年鑒》指一九三二年《中國文藝年鑒》，杜衡、施蟄存以“中國文藝年鑒社”名義編選，上海現代書局出版。“鳥瞰”，指該書中的《一九三二年中國文壇鳥瞰》一文，它歪曲魯迅鼓勵青年藝術家創作大眾化作品的意見說：“蘇汶……對舊形文藝（舉例說，是連環圖畫）的藝術价值表示怀疑。因辯解這种怀疑，魯迅便發表了他的《連環圖畫辯護》，他告訴蘇汶說，像德國板畫那种連環圖畫也是有藝術价值的。但是魯迅無意中卻把要是德國板畫那類藝術品搬到中國來，是否能為一般大眾所理解，即是否還成其為大眾藝術的問題忽略了過去，而且這种解答是對大眾化的正題沒有直接意義的。”〔４〕立方派即立体派，二十世紀初形成于法國的一种資產階級藝術流派。它反對客觀地描繪事物，主張以几何學圖形（立方体、球体和圓錐体）作為造型藝術的基礎，作品构圖怪誕。〔５〕未來派二十世紀初形成于意大利的一种資產階級藝術流派。它否定文化遺產和一切傳統，強調表現現代机械文明。形式离奇，難于理解。

　　〔６〕《士敏土之圖》即《梅斐爾德木刻士敏土之圖》，共十幅，魯迅自費影印，一九三○年九月以“三閒書屋”名義出版。〔７〕這是施蟄存在《推荐者的立場》一文中的話，魯迅曾將該文錄入《准風月談·扑空》的“備考”。




漫与

　　陰天，晌午大風雨。看晚報，已有紀念這紀念日的文章，用風雨作材料了。明天的日報上，必更有千篇一律的作品。空言不如事實，且看看那些記事罷——戴季陶講如何救國（中央社）

　　南京十八日——國府十八日晨舉行紀念周，到林森戴季陶陳紹寬朱家驊呂超魏怀暨國府職員等四百余人，林主席領導行禮，繼戴講“如何救國”，略謂本日系九一八兩周年紀念，吾人于沉痛之余，應想法達到救國目的，救國之道甚多，如道德救國，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等，最近又有所謂航空運動及節約運動，前者之動机在于國防与交通上建設，此后吾人應從根本上設法增強國力，不應只知向外國購買飛机，至于節約運動須一面消极的節省消費，一面積极的將金錢用于生產方面。在此國家危急之秋，吾人應該各就自己的職務上盡力量，根据總理的一貫政策，來做整個三民主義的實施。

　　吳敬恒講紀念意義（中央社）

　　南京十八日——中央十八日晨八時舉行九一八二周年紀念大會，到中委汪兆銘陳果夫邵元沖陳公博朱培德賀耀祖王祺等暨中央工作人員共六百余人，汪主席，由吳敬恒演講以精誠團結充實國力，為紀念九一八之意義，闡揚甚多，并指正愛國之道，詞甚警惕，至九時始散。漢口靜默停止娛樂（日聯社）

　　漢口十八日——漢口九一八紀念日華街各戶均揭半旗，省市兩党部上午十時舉行紀念會，各戲院酒館等一律停業，上午十一時全市人民默禱五分鐘。

　　廣州禁止民眾游行（路透社）

　　廣州十八日——各公署与公共團体今晨均舉行九一八國恥紀念，中山紀念堂晨間行紀念禮，演說者均抨擊日本對華之侵略，全城汽笛均大鳴，以警告民眾，且有飛机于行禮時散發傳單，惟民眾大游行，為當局所禁，未能實現。

　　東京紀念祭及犬馬（日聯社）

　　東京十八日——東京本日舉行九一八紀念日，下午一時在日比谷公會堂舉行陣亡軍人遺族慰安會，筑地本愿寺舉行軍馬軍犬軍鴿等之慰靈祭，在鄉軍人于下午六時開大會，靖國神社舉行陣亡軍人追悼會。

　　但在上海怎樣呢？先看租界——雨絲風片倍覺消沉

　　今日之全市，既因雨絲風片之侵襲，愁云慘霧之籠罩，更顯黯淡之象。但駕車遍游全市，則殊難得見九一八特殊點綴，似較諸去年今日，稍覺消沉，但此非中國民眾之已漸趨于麻木，或者為中國民眾已覺悟于過去標語口號之不足恃，只有埋頭苦做之一道乎？所以今日之南市閘北以及租界區域，情形异常平安，道途之間，除警務當局多派警探在沖要之區，嚴密戒備外，簡直無甚可以紀述者。

　　以上是見于《大美晚報》〔２〕的，很為中國人祝福。至華界情狀，卻須看《大晚報》的記載了——今日九一八華界戒備公安局据密報防反動今日為“九一八”，日本侵占東北國難二周紀念，市公安局長文鴻恩，昨据密報，有反動分子，擬借國難紀念為由秘密召集無知工人，乘机開會，企圖煽惑搗亂秩序等語，文局長核報后，即訓令各區所隊，仍照去年“九一八”實施特別戒備辦法，除通告該局各科處于今晨十時許，在局長辦公廳前召集全体職員，及警察總隊第三中隊警士，舉行“九一八”國難紀念，同時并行紀念周外，并飭督察長李光曾派全体督察員，男女檢查員，分赴中華路，民國路，方濱路，南陽橋，唐家灣，斜橋等處，會同各區所警士，在各要隘街衙，及華租界接壤之處，自上午八時至十一時半，中午十一時半至三時，下午三時至六時半，分三班輪流檢查行人。南市大吉路公共体育場，滬西曹家渡三角場，閘北譚子灣等處，均派大批巡邏警士，禁止集會游行。制造局路之西，徐家匯區域內主要街道，尤宜特別注意，如遇發生事故，不能制止者，即向麗園路報告市保安處第二團長處置，凡工厂林立處所，加派雙崗駐守，紅色車巡隊，沿城環行駛巡，形勢非常壯嚴。該局偵緝隊長盧英，飭偵緝領班陳光炎，陳才福，唐炳祥，夏品山，各率偵緝員，分頭密赴曹家渡，白利南路，膠州路及南市公共体育場等處，嚴密暗探反動分子行動，以資防范，而遏亂萌。公共租界暨法租界兩警務處，亦派中西探員出發搜查，以防反動云。

　　“紅色車”是囚車，中國人可坐，然而從中國人看來，卻覺得“形勢非常壯嚴”云。記得前兩天（十六日）出版的《生活》〔３〕所載的《兩年的教訓》里，有一段說——“第二，我們明白誰是友誰是仇了。希特勒在德國民族社會党大會中說：‘德國的仇敵，不在國外，而在國內。’北平整委會主席黃郛說：‘和共抗日之說，實為謬論；剿共和外方為救時救党上策。’我們卻要說‘民族的仇敵，不僅是帝國主義，而是出賣民族利益的帝國主義走狗們。’民族反帝的真正障礙在那里，還有比這過去兩年的事實指示得更明白嗎？”

　　現在再來一個切實的注腳：分明的鐵證還有上海華界的“紅色車”！是一天里的大教訓！

　　年年的這樣的情狀，都被時光所埋沒了，今夜作此，算是紀念文，倘中國人而終不至被害盡殺絕，則以貽我們的后來者。

　　是夜，記。

　　BB

　　〔１〕本篇在收入本書前未在報刊上發表過。

　　〔２〕《大美晚報》美國人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報紙。一九二九年四月創刊，一九三三年一月增出中文版，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后停刊。

　　〔３〕《生活》周刊，中華職業教育社主辦，一九二五年十月在上海創刊。一九二六年十月起由鄒韜奮主編，一九三三年獨立出版，同年十二月在國民党當局壓迫下停刊。




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斗

　　——致《文學月報》編輯的一封信起應〔２〕兄：

　　前天收到《文學月報》第四期，看了一下。我所覺得不足的，并非因為它不及別种雜志的五花八門，乃是總還不能比先前充實。但這回提出了几位新的作家來，是极好的，作品的好坏我且不論，最近几年的刊物上，倘不是姓名曾經排印過了的作家，就很有不能登載的趨勢，這么下去，新的作者要沒有發表作品的机會了。現在打破了這局面，雖然不過是一种月刊的一期，但究竟也掃去一些沉悶，所以我以為是一种好事情。但是，我對于芸生先生的一篇詩〔３〕，卻非常失望。這詩，一目了然，是看了前一期的別德納衣的諷刺詩〔４〕而作的。然而我們來比一比罷，別德納衣的詩雖然自認為“惡毒”，但其中最甚的也不過是笑罵。這詩怎么樣？有辱罵，有恐嚇，還有無聊的攻擊：其實是大可以不必作的。例如罷，開首就是對于姓的開玩笑〔５〕。一個作者自取的別名，自然可以窺見他的思想，譬如“鐵血”，“病鵑”之類，固不妨由此開一點小玩笑。但姓氏籍貫，卻不能決定本人的功罪，因為這是從上代傳下來的，不能由他自主。我說這話還在四年之前，當時曾有人評我為“封建余孽”，其實是捧住了這樣的題材，欣欣然自以為得計者，倒是十分“封建的”的。不過這种風气，近几年頗少見了，不料現在竟又复活起來，這确不能不說是一個退步。

　　尤其不堪的是結末的辱罵。現在有些作品，往往并非必要而偏在對話里寫上許多罵語去，好像以為非此便不是無產者作品，罵詈愈多，就愈是無產者作品似的。其實好的工農之中，并不隨口罵人的多得很，作者不應該將上海流氓的行為，涂在他們身上的。即使有喜歡罵人的無產者，也只是一种坏脾气，作者應該由文藝加以糾正，万不可再來展開，使將來的無階級社會中，一言不合，便祖宗三代的鬧得不可開交。況且即是筆戰，就也如別的兵戰或拳斗一樣，不妨伺隙乘虛，以一擊制敵人的死命，如果一味鼓噪，已是《三國志演義》式戰法，至于罵一句爹娘，揚長而去，還自以為胜利，那簡直是“阿Ｑ”式的戰法了。

　　接著又是什么“剖西瓜”〔６〕之類的恐嚇，這也是极不對的，我想。無產者的革命，乃是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滅階級，并非因為要殺人，即使是正面的敵人，倘不死于戰場，就有大眾的裁判，決不是一個詩人所能提筆判定生死的。現在雖然很有什么“殺人放火”的傳聞，但這只是一种誣陷。中國的報紙上看不出實話，然而只要一看別國的例子也就可以恍然，德國的無產階級革命〔７〕（雖然沒有成功），并沒有亂殺人；俄國不是連皇帝的宮殿都沒有燒掉么？而我們的作者，卻將革命的工農用筆涂成一個嚇人的鬼臉，由我看來，真是鹵莽之极了。

　　自然，中國歷來的文壇上，常見的是誣陷，造謠，恐嚇，辱罵，翻一翻大部的歷史，就往往可以遇見這樣的文章，直到現在，還在應用，而且更加厲害。但我想，這一份遺產，還是都讓給叭儿狗文藝家去承受罷，我們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拋棄了它，是會和他們成為“一丘之貉”的。

　　不過我并非主張要對敵人陪笑臉，三鞠躬。我只是說，戰斗的作者應該注重于“論爭”；倘在詩人，則因為情不可遏而憤怒，而笑罵，自然也無不可。但必須止于嘲笑，止于熱罵，而且要“喜笑怒罵，皆成文章”〔８〕，使敵人因此受傷或致死，而自己并無卑劣的行為，觀者也不以為污穢，這才是戰斗的作者的本領。

　　剛才想到了以上的一些，便寫出寄上，也許于編輯上可供參考。總之，我是极希望此后的《文學月報》上不再有那樣的作品的。

　　專此布達，并問

　　好。

　　魯迅。十二月十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文學月報》第一卷第五、六號合刊。

　　〔２〕起應即周揚，湖南益陽人，文藝理論家，“左聯”領導成員之一。當時主編《文學月報》。

　　〔３〕芸生原名邱九如，浙江宁波人。他的詩《漢奸的供狀》，載《文學月報》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意在諷刺自稱“自由人”的胡秋原的反動言論，但是其中有魯迅在本文中所指出的嚴重缺點和錯誤。

　　〔４〕別德納衣的諷刺詩指諷刺托洛茨基的長詩《沒工夫唾罵》（瞿秋白譯，載一九三二年十月《文學月報》第一卷第三期）。〔５〕對于姓的開玩笑原詩開頭是：“現在我來寫漢奸的供狀。据說他也姓胡，可不叫立夫”。按胡立夫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日軍侵占上海閘北時的著名漢奸。

　　〔６〕“剖西瓜”原詩中有這樣的話：“當心，你的腦袋一下就要變做剖開的西瓜！”

　　〔７〕德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即德國十一月革命。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德國無產階級、農民和人民大眾在一定程度上用無產階級革命的手段和形式進行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推翻了霍亨索倫王朝，宣布建立社會主義共和國。隨后，在社會民主党政府的血腥鎮壓下失敗。

　　〔８〕“喜笑怒罵，皆成文章”語見宋代黃庭堅《東坡先生真贊》。喜，原作嬉。




沙

　　近來的讀書人，常常歎中國人好像一盤散沙，無法可想，將倒楣的責任，歸之于大家。其實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國人的。小民雖然不學，見事也許不明，但知道關于本身利害時，何嘗不會團結。先前有跪香〔２〕，民變，造反；現在也還有請愿之類。他們的像沙，是被統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來說，就是“治績”。
　　那么，中國就沒有沙么？有是有的，但并非小民，而是大小統治者。
　　人們又常常說：“升官發財。”其實這兩件事是不并列的，其所以要升官，只因為要發財，升官不過是一种發財的門徑。所以官僚雖然依靠朝廷，卻并不忠于朝廷，吏役雖然依靠衙署，卻并不愛護衙署，頭領下一個清廉的命令，小嘍羅是決不听的，對付的方法有“蒙蔽”。他們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時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稱尊處就稱尊。有些人譯俄皇為“沙皇”，移贈此輩，倒是极确切的尊號。財何從來？是從小民身上刮下來的。小民倘能團結，發財就煩難，那么，當然應該想盡方法，使他們變成散沙才好。以沙皇治小民，于是全中國就成為“一盤散沙”了。
　　然而沙漠以外，還有團結的人們〔３〕在，他們“如入無人之境”的走進來了。
　　這就是沙漠上的大事變。當這時候，古人曾有兩句极切貼的比喻，叫作“君子為猿鶴，小人為虫沙”〔４〕。那些君子們，不是象白鶴的騰空，就如猢猻的上樹，“樹倒猢猻散”，另外還有樹，他們決不會吃苦。剩在地下的，便是小民的螻蟻和泥沙，要踐踏殺戮都可以，他們對沙皇尚且不敵，怎能敵得過沙皇的胜者呢？
　　然而當這時候，偏又有人搖筆鼓舌，向著小民提出嚴重的質問道：“國民將何以自處”呢，“問國民將何以善其后”呢？忽然記得了“國民”，別的什么都不說，只又要他們來填虧空，不是等于向著縛了手腳的人，要求他去捕盜么？
　　但這正是沙皇治績的后盾，是猿鳴鶴唳的尾聲，稱尊肥己之余，必然到來的末一著。
　　七月十二日。
　　B　B　　　
　　〔１〕　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五日《申報月刊》第二卷第八號，署名洛文。
　　〔２〕　跪香　舊時窮苦無告的人們手捧燃香，跪于衙前或街頭，向官府“請愿”、鳴冤的一种方式。
　　〔３〕　這里所說“團結的人們”和下文“沙皇的胜者”，隱指日本帝國主義。
　　〔４〕　“君子為猿鶴，小人為虫沙”　《太平御覽》卷九一六引古本《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為猿為鶴，小人為虫為沙。”





世故三昧

　　人世間真是難處的地方，說一個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話，但說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話。“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樣，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

　　然而据我的經驗，得到“深于世故”的惡謚者，卻還是因為“不通世故”的緣故。

　　現在我假設以這樣的話，來勸導青年人——“如果你遇見社會上有不平事，万不可挺身而出，講公道話，否則，事情倒會移到你頭上來，甚至于會被指作反動分子的。如果你遇見有人被冤枉，被誣陷的，即使明知道他是好人，也万不可挺身而出，去給他解釋或分辯，否則，你就會被人說是他的親戚，或得了他的賄路；倘使那是女人，就要被疑為她的情人的；如果他較有名，那便是党羽。例如我自己罷，給一個毫不相干的女士做了一篇信札集的序〔２〕，人們就說她是我的小姨；紹介一點科學的文藝理論，人們就說得了蘇聯的盧布。親戚和金錢，在目下的中國，關系也真是大，事實給与了教訓，人們看慣了，以為人人都脫不了這關系，原也無足深怪的。

　　“然而，有些人其實也并不真相信，只是說著玩玩，有趣有趣的。即使有人為了謠言，弄得凌遲碎剮，像明末的鄭鄤〔３〕那樣了，和自己也并不相干，總不如有趣的緊要。這時你如果去辨正，那就是使大家掃興，結果還是你自己倒楣。我也有一個經驗，那是十多年前，我在教育部里做“官僚”〔４〕，常听得同事說，某女學校的學生，是可以叫出來嫖的〔５〕，連机關的地址門牌，也說得明明白白。有一回我偶然走過這條街，一個人對于坏事情，是記性好一點的，我記起來了，便留心著那門牌，但這一號；卻是一塊小空地，有一口大井，一間很破爛的小屋，是几個山東人住著賣水的地方，決計做不了別用。待到他們又在談著這事的時候，我便說出我的所見來，而不料大家竟笑容盡斂，不歡而散了，此后不和我談天者兩三月。我事后才悟到打斷了他們的興致，是不應該的。

　　“所以，你最好是莫問是非曲直，一味附和著大家；但更好是不開口；而在更好之上的是連臉上也不顯出心里的是非的模樣來……”

　　這是處世法的精義，只要黃河不流到腳下，炸彈不落在身邊，可以保管一世沒有挫折的。但我恐怕青年人未必以我的話為然；便是中年，老年人，也許要以為我是在教坏了他們的子弟。嗚呼，那么，一片苦心，竟是白費了。

　　然而倘說中國現在正如唐虞盛世，卻又未免是“世故”之談。耳聞目睹的不算，單是看看報章，也就可以知道社會上有多少不平，人們有多少冤抑。但對于這些事，除了有時或有同業，同鄉，同族的人們來說几句呼吁的話之外，利害無關的人的義憤的聲音，我們是很少听到的。這很分明，是大家不開口；或者以為和自己不相干；或者連“以為和自己不相干”的意思也全沒有。“世故”深到不自覺其“深于世故”，這才真是“深于世故”的了。這是中國處世法的精義中的精義。

　　而且，對于看了我的勸導青年人的話，心以為非的人物，我還有一下反攻在這里。他是以我為狡猾的。但是，我的話里，一面固然顯示著我的狡猾，而且無能，但一面也顯示著社會的黑暗。他單責個人，正是最穩妥的辦法，倘使兼責社會，可就得站出去戰斗了。責人的“深于世故”而避開了“世”不談，這是更“深于世故”的玩藝，倘若自己不覺得，那就更深更深了，离三昧〔６〕境蓋不遠矣。

　　不過凡事一說，即落言筌〔７〕，不再能得三昧。說“世故三昧”者，即非“世故三昧”。三昧真諦，在行而不言；我現在一說“行而不言”，卻又失了真諦，离三昧境蓋益遠矣。

　　一切善知識〔８〕，心知其意可也，〔９〕！

　　十月十三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申報月刊》第二卷第十一號，署名洛文。

　　〔２〕毫不相干的女士指金淑姿。一九三二年程鼎興為亡妻金淑姿刊行遺信集，托人請魯迅寫序。魯迅所作的序，后編入《集外集》，題為《〈淑姿的信〉序》。

　　〔３〕鄭鄤號癮陽，江蘇武進（今常州市）人，明代天啟年間進士。崇禎時溫体仁誣告他不孝杖母，被凌遲處死。〔４〕“官僚”陳西瀅攻擊作者的話，見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北京《晨報副刊》所載《致志摩》。

　　〔５〕在一九二五年女師大風潮中，陳西瀅誣蔑女師大學生可以“叫局”，一九二六年初，北京《晨報副刊》、《語絲》等不斷載有談論此事的文字。

　　〔６〕三昧佛家語，佛家修身方法之一，也泛指事物的訣要或精義。

　　〔７〕言筌言語的跡象。《庄子·外物》：“荃（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８〕善知識佛家語，据《法華文句》解釋：“聞名為知，見形為識，是人益我菩提（覺悟）之道，名善知識。”

　　〔９〕梵文ｏｍ的音譯，佛經咒語的發聲詞。





誰的矛盾

　　蕭（ＧｅｏｒｇｅＢｅｒｎａｒｄＳｈａｗ）〔２〕并不在周游世界，是在歷覽世界上新聞記者們的嘴臉，應世界上新聞記者們的口試，——然而落了第。

　　他不愿意受歡迎，見新聞記者，卻偏要歡迎他，訪問他，訪問之后，卻又都多少講些俏皮話。

　　他躲來躲去，卻偏要尋來尋去，尋到之后，大做—通文章，卻偏要說他自己善于登廣告。

　　他不高興說話，偏要同他去說話，他不多談，偏要拉他來多談，談得多了，報上又不敢照樣登載了，卻又怪他多說話。

　　他說的是真話，偏要說他是在說笑話，對他哈哈的笑，還要怪他自己倒不笑。

　　他說的是直話，偏要說他是諷刺，對他哈哈的笑，還要怪他自以為聰明。

　　他本不是諷刺家，偏要說他是諷刺家，而又看不起諷刺家，而又用了無聊的諷刺想來諷刺他一下。

　　他本不是百科全書，偏要當他百科全書，問長問短，問天問地，听了回答，又鳴不平，好像自己原來比他還明白。

　　他本是來玩玩的，偏要逼他講道理，講了几句，听的又不高興了，說他是來“宣傳赤化”了。

　　有的看不起他，因為他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文學者，然而倘是馬克思主義文學者，看不起他的人可就不要看他了。

　　有的看不起他，因為他不去做工人，然而倘若做工人，就不會到上海，看不起他的人可就看不見他了。

　　有的又看不起他，因為他不是實行的革命者，然而倘是實行者，就會和牛蘭〔３〕一同關在牢監里，看不起他的人可就不愿提他了。

　　他有錢，他偏講社會主義，他偏不去做工，他偏來游歷，他偏到上海，他偏講革命，他偏談蘇聯，他偏不給人們舒服……

　　于是乎可惡。

　　身子長也可惡，年紀大也可惡，須發白也可惡，不愛歡迎也可惡，逃避訪問也可惡，連和夫人的感情好也可惡。

　　然而他走了，這一位被人們公認為“矛盾”的蕭。

　　然而我想，還是熬一下子，姑且將這樣的蕭，當作現在的世界的文豪罷，嘮嘮叨叨，鬼鬼祟祟，是打不倒文豪的。而且為給大家可以嘮叨起見，也還是有他在著的好。

　　因為矛盾的蕭沒落時，或蕭的矛盾解決時，也便是社會的矛盾解決的時候，那可不是玩意儿也。

　　二月十九夜。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論語》第十二期。〔２〕蕭伯納（１８５６—１９５０）英國劇作家、批評家。出生于愛爾蘭都柏林。早年參加過英國改良主義政治組織“費邊社”。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譴責帝國主義戰爭，同情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一九三一年曾訪問蘇聯。但他始終未能擺脫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觀點。主要作品有劇本《華倫夫人的職業》、《巴巴拉少校》、《真相畢露》等，大都揭露和諷刺資本主義的偽善和罪惡。一九三三年他乘船周游世界，二月十二日到香港，十七日到上海。

　　〔３〕牛蘭（Ｎａｕｌｅｎ）即保羅·魯埃格（ＰａｕｌＲｕｅｇｇ），原籍波蘭，“泛太平洋產業同盟”上海辦事處秘書，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工作人員。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七日牛蘭夫婦同在上海被國民党政府拘捕，送往南京監禁，次年七月一日以“危害民國”罪受審。牛蘭不服，于七月二日起進行絕食斗爭。宋慶齡、蔡元培等曾組織“牛蘭夫婦營救委員會”營救。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占南京前夕出獄。




談金圣歎

　　講起清朝的文字獄來，也有人拉上金圣歎〔２〕，其實是很不合适的。他的“哭廟”，用近事來比例，和前年《新月》上的引据三民主義以自辯，并無不同，但不特撈不到教授而且至于殺頭，則是因為他早被官紳們認為坏貨了的緣故。就事論事，倒是冤枉的。

　　清中葉以后的他的名聲，也有些冤枉。他抬起小說傳奇來，和《左傳》《杜詩》并列，實不過拾了袁宏道〔３〕輩的唾余；而且經他一批，原作的誠實之處，往往化為笑談，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這余蔭，就使有一批人，墮入了對于《紅樓夢》之類，總在尋求伏線，挑剔破綻的泥塘。自稱得到古本，亂改《西廂》字句〔４〕的案子且不說罷，單是截去《水滸》的后小半，〔５〕夢想有一個“嵇叔夜”來殺盡宋江們，也就昏庸得可以。雖說因為痛恨流寇的緣故，但他是究竟近于官紳的，他到底想不到小百姓的對于流寇，只痛恨著一半：不在于“寇”，而在于“流”。

　　百姓固然怕流寇，也很怕“流官”。記得民元革命以后，我在故鄉，不知怎地縣知事常常掉換了。每一掉換，農民們便愁苦著相告道：“怎么好呢？又換了一只空肚鴨來了！”他們雖然至今不知道“欲壑難填”的古訓，卻很明白“成則為王，敗則為賊”的成語，賊者，流著之王，王者，不流之賊也，要說得簡單一點，那就是“坐寇”。中國百姓一向自稱“蟻民”，現在為便于譬喻起見，姑升為牛罷，鐵騎一過，茹毛飲血，蹄骨狼藉，倘可避免，他們自然是總想避免的，但如果肯放任他們自嚙野草，苟延殘喘，擠出乳來將這些“坐寇”喂得飽飽的，后來能夠比較的不复狼吞虎咽，則他們就以為如天之福。所區別的只在“流”与“坐”，卻并不在“寇”与“王”。試翻明末的野史，就知道北京民心的不安，在李自成入京的時候，是不及他出京之際的利害的。〔６〕宋江据有山寨，雖打家劫舍，而劫富濟貧，金圣歎卻道應該在童貫高俅輩的爪牙之前，一個個俯首受縛，他們想不懂。所以《水滸傳》縱然成了斷尾巴蜻蜓，鄉下人卻還要看《武松獨手擒方腊》〔７〕這些戲。

　　不過這還是先前的事，現在似乎又有了新的經驗了。听說四川有一只民謠，大略是“賊來如梳，兵來如篦，官來如剃”的意思。汽車飛艇〔８〕，价值既遠過于大轎馬車，租界和外國銀行，也是海通以來新添的物事，不但剃盡毛發，就是刮盡筋肉，也永遠填不滿的。正無怪小百姓將“坐寇”之可怕，放在“流寇”之上了。

　　事實既然教給了這些，僅存的路，就當然使他們想到了自己的力量。

　　五月三十一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上海《文學》第一卷第一號。

　　〔２〕金圣歎（１６０８—１６６１）名人瑞，原姓張，名采，吳縣（今屬江蘇）人，明末清初文人。曾批改《西廂記》、《水滸傳》等。据清代王應奎《柳南隨筆》載：清順治十八年（１６６１），“大行皇帝（按指順治）遺詔至蘇，巡撫以下，大臨府治。諸生從而訐吳縣令不法事，巡撫朱國治方翱令，于是諸生被系者五人。翌日諸生群哭于文廟，复逮系至十三人，俱劾大不敬，而圣歎与焉。當是時，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賊者，坐反叛，興大獄。廷議遣大臣即訊并治諸生，及獄具，圣歎与十七人俱傅會逆案坐斬，家產箱沒入官。聞圣歎將死，大歎詫曰：‘斷頭，至痛也。籍家，至慘也。而圣歎以不意得之，大奇！’于是一笑受刑，其妻子亦遣戍邊塞云。”

　　〔３〕袁宏道（１５６８—１６１０）字中郎，湖廣公安（今屬湖北）人，明代文學家。他在《觴政》等文中肯定了小說、戲曲、民歌的地位，在《狂言》里的《讀書》詩中，把《离騷》、《庄子》、《西廂》、《水滸》和《焚書》并列。金圣歎也曾以《离騷》為第一才子書，《南華經》（《庄子》）為第二才子書，《史記》為第三才子書，《杜詩》為第四才子書，《水滸》為第五才子書，《西廂記》為第六才子書。〔４〕《西廂》全名《崔鶯鶯待月西廂記》，雜劇，元代王實甫作。金圣歎在批注《西廂》時，曾參校徐文長、徐士范、王伯良等較早的刻本，作了一些有根据的改動，但有些卻是主觀妄改的，如將篇末“謝當今盛明唐圣主”改為“謝當今垂帘雙圣主”，則更是為了奉承清順治皇帝及其母后而亂改的。

　　〔５〕截去《水滸》的后小半明中葉以后，《水滸傳》有百回和一百二十回多种版本流行。明崇禎十四年（１６４１）左右，金圣歎把《水滸》七十一回以后的章節全部刪去，另外偽造了一個“惊噩夢”的結局（盧俊義夢見知州“嵇叔夜”擊潰了梁山隊伍，并殺絕起義者一百零八人），又把第一回改為楔子，成為七十回本。〔６〕李自成（１６０６—１６４５）陝西米脂人，明末農民起義軍領袖。崇禎二年（１６２９）起義，崇禎十七年（１６４４）三月攻入北京，推翻明王朝。后明將吳三桂勾引清兵入關，李兵敗退出北京。据清初彭孫貽《平寇志》等野史記載，李自成初進北京時，“貼安民榜云：‘大帥臨城，秋毫無犯，敢有擅掠民財者，凌遲處死。’……民間大喜，安堵如故。”后來李自成退出北京時，“宮中火作，百姓知‘賊’走，必肆屠僇，各運器物，縱橫堆塞胡同口，盡以木石支戶”。

　　〔７〕《武松獨手擒方腊》過去流行于民間的戲劇。按《水滸傳》百回和一百二十回本，擒方腊的是魯智深。

　　〔８〕飛艇當時對飛机的一种稱呼。




題記

　　雜文五十一篇，一九三四年三月由上海同文書店初版。本版抽出《〈兩地書〉序言》（存目），以免与編入第十一卷中的《兩地書》的《序言》重复。

　　題記

　　一兩年前，上海有一位文學家，現在是好像不在這里了，那時候，卻常常拉別人為材料，來寫她的所謂“素描”。我也沒有被赦免。据說，我极喜歡演說，但講話的時候是口吃的，至于用語，則是南腔北調〔１〕。前兩點我很惊奇，后一點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會說綿軟的蘇白，不會打響亮的京腔，不入調，不入流，實在是南腔北調。而且近几年來，這缺點還有開拓到文字上去的趨勢；《語絲》早經停刊，沒有了任意說話的地方，打雜的筆墨，是也得給各個編輯者設身處地地想一想的，于是文章也就不能划一不二，可說之處說一點，不能說之處便罷休。即使在電影上，不也有時看得見黑奴怒形于色的時候，一有同是黑奴而手里拿著皮鞭的走過來，便赶緊低下頭去么？我也毫不強橫。

　　一俯一仰，居然又到年底，鄰近有几家放鞭爆，原來一過夜，就要“天增歲月人增壽”了。靜著沒事，有意無意的翻出這兩年所作的雜文稿子來，排了一下，看看已經足夠印成一本，同時記得了那上面所說的“素描”里的話，便名之曰《南腔北調集》，准備和還未成書的將來的《五講三噓集》〔２〕配對。我在私塾里讀書時，對過對，這積習至今沒有洗干淨，題目上有時就玩些什么《偶成》，《漫与》，《作文秘訣》，《搗鬼心傳》，這回卻鬧到書名上來了。這是不足為訓的。

　　其次，就自己想：今年印過一本《偽自由書》，如果這也付印，那明年就又有一本了。于是自己覺得笑了一笑。這笑，是有些惡意的，因為我這時想到了梁實秋先生，他在北方一面做教授，一面編副刊，〔３〕一位嘍羅儿〔４〕就在那副刊上說我和美國的門肯（ＨAＬAＭｅｎｃｋｅｎ）〔５〕相像，因為每年都要出一本書。每年出一本書就會像每年也出一本書的門肯，那么，吃大菜而做教授，真可以等于美國的白璧德了。低能好像是也可以傳授似的。但梁教授极不愿意因他而牽連白璧德，是据說小人的造謠；〔６〕不過門肯卻正是和白璧德相反的人，以我比彼，雖出自徒孫之口，骨子里卻還是白老夫子的鬼魂在作怪。指頭一撥，君子就翻一個筋斗，我覺得我到底也還有手腕和眼睛。

　　不過這是小事情。舉其大者，則一看去年一月八日所寫的《“非所計也”》，就好像著了鬼迷，做了惡夢，胡里胡涂，不久就整兩年。怪事隨時襲來，我們也隨時忘卻，倘不重溫這些雜感，連我自己做過短評的人，也毫不記得了。一年要出一本書，确也可以使學者們搖頭的，然而只有這一本，雖然淺薄，卻還借此存留一點遺聞逸事，以中國之大，世變之亟，恐怕也未必就算太多了罷。

　　兩年來所作的雜文，除登在《自由談》〔７〕上者外，几乎都在這里面；書的序跋，卻只選了自以為還有几句可取的几篇。曾經登載這些的刊物，是《十字街頭》，《文學月報》，《北斗》，《現代》，《濤聲》，《論語》，《申報月刊》，《文學》〔８〕等，當時是大抵用了別的筆名投稿的；但有一篇沒有發表過。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于上海寓齋記。BB

　　〔１〕南腔北調見上海《出版消息》第四期（一九三三年一月）《作家素描（八），魯迅》，作者署名美子。其中說：“魯迅很喜歡演說，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調’，然而這是促成他深刻而又滑稽的條件之一。”

　　〔２〕《五講三噓集》參署本書《答楊村人先生公開信的公開信》。這本集子后來沒有編成。

　　〔３〕梁實秋當時任青島大學教授，并主編天津《益世報》的《文學周刊》。

　　〔４〕一位嘍羅儿指梅僧。他在天津《益世報·文學周刊》第三十一期（一九三三年七月）發表的《魯迅与ＨAＬAＭｅｎｃｋｅｎ》一文中說：“曼肯（即門肯）平時在報章雜志揭載之文，自己甚為珍視，發表之后，再輯成冊，印單行本。取名曰《偏見集》，厥后陸續匯集刊印，為第二集第三集以至于無窮。猶魯迅先生之雜感，每隔一二年必有一兩冊問世。”

　　〔５〕門肯（１８８０—１９５６）又譯孟肯、曼肯，美國文藝批評家，散文作家。他從自由主義立場出發，反對學院、紳士的“傳統標准”，反對一切市儈和社會上的庸俗現象。他的主張曾遭到白璧德等“新人文主義”者的攻擊，雙方論戰數十年。主要著作有《偏見集》，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七年，共出六冊。

　　〔６〕梁實秋在為吳宓等譯的《白璧德与人文主義》一書所作的序言中說：“我自己從來沒有翻譯過白璧德的書，亦沒有介紹過他的學說……但是我竟為白璧德招怨了。据我所看見的攻擊白璧德的人，都是沒有讀過他的書的人，我以為這是一件极不公平的事。”〔７〕《自由談》《申報》的副刊之一。從一九三三年一月起，作者連續在該刊發表雜文；后來將一月至五月發表的編為《偽自由書》，六月至十一月的編為《准風月談》。

　　〔８〕《十字街頭》半月刊，第三期改為旬刊，“左聯”刊物之一，魯迅、馮雪峰合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在上海創刊，次年一月即被國民党政府禁止，僅出三期。《文學月報》，“左聯”刊物之一，先后由周起應（周揚）等編輯。一九三二年六月在上海創刊，同年十二月被國民党政府禁止，僅出六期。《北斗》，參看本卷第３６５頁注〔１〕。《現代》，文藝月刊，施蟄存、杜衡編輯，一九三二年五月在上海創刊，一九三五年三月改為綜合性月刊，汪馥泉編輯，同年五月出至第六卷第四期停刊。《濤聲》，文藝性周刊，曹聚仁編輯。一九三一年八月在上海創刊，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停刊。共出八十二期。《論語》，文藝性半月刊，林語堂等編，一九三二年九月在上海創刊，一九三七年八月停刊，共出一一七期。《申報月刊》，申報館編輯和出版的國際時事綜合性刊物，也刊載少量文藝作品。一九三二年七月在上海創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出至第四卷第十二期停刊。《文學》，月刊，鄭振鐸、傅東華等編輯，一九三三年七月在上海創刊，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出至第九卷第四期停刊。




听說夢

　　做夢，是自由的，說夢，就不自由。做夢，是做真夢的，說夢，就難免說謊。

　　大年初一，就得到一本《東方雜志》新年特大號，臨末有“新年的夢想”，〔２〕問的是“夢想中的未來中國”和“個人生活”，答的有一百四十多人。記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為言論不自由，不如來說夢，而且与其說所謂真話之假，不如來談談夢話之真，我高興的翻了一下，知道記者先生卻大大的失敗了。

　　當我還未得到這本特大號之前，就遇到過一位投稿者，他比我先看見印本，自說他的答案已被資本家刪改了，他所說的夢其實并不如此。這可見資本家雖然還沒法禁止人們做夢，而說了出來，倘為權力所及，卻要干涉的，決不給你自由。這一點，已是記者的大失敗。

　　但我們且不去管這改夢案子，只來看寫著的夢境罷，誠如記者所說，來答复的几乎全部是智識分子。首先，是誰也覺得生活不安定，其次，是許多人夢想著將來的好社會，“各盡所能”呀，“大同世界”呀，很有些“越軌”气息了（末三句是我添的，記者并沒有說）。

　　但他后來就有點“痴”起來，他不知從那里拾來了一种學說，將一百多個夢分為兩大類，說那些夢想好社會的都是“載道”之夢，是“异端”，正宗的夢應該是“言志”的，硬把“志”弄成一個空洞無物的東西。〔３〕然而，孔子曰，“盍各言爾志”，而終于贊成曾點者，〔４〕就因為其“志”合于孔子之“道”的緣故也。

　　其實是記者的所以為“載道”的夢，那里面少得很。文章是醒著的時候寫的，問題又近于“心理測驗”，遂致對答者不能不做出各各适宜于目下自己的職業，地位，身分的夢來（已被刪改者自然不在此例），即使看去好像怎樣“載道”，但為將來的好社會“宣傳”的意思，是沒有的。所以，雖然夢“大家有飯吃”者有人，夢“無階級社會”者有人，夢“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夢見建設這樣社會以前的階級斗爭，白色恐怖，轟炸，虐殺，鼻子里灌辣椒水，電刑……倘不夢見這些，好社會是不會來的，無論怎么寫得光明，終究是一個夢，空頭的夢，說了出來，也無非教人都進這空頭的夢境里面去。

　　然而要實現這“夢”境的人們是有的，他們不是說，而是做，夢著將來，而致力于達到這一种將來的現在。因為有這事實，這才使許多智識分子不能不說好像“載道”的夢，但其實并非“載道”，乃是給“道”載了一下，倘要簡洁，應該說是“道載”的。

　　為什么會給“道載”呢？曰：為目前和將來的吃飯問題而已。

　　我們還受著舊思想的束縛，一說到吃，就覺得近乎鄙俗。但我是毫沒有輕視對答者諸公的意思的。《東方雜志》記者在《讀后感》里，也曾引佛洛伊特〔５〕的意見，以為“正宗”的夢，是“表現各人的心底的秘密而不帶著社會作用的”。但佛洛伊特以被壓抑為夢的根柢——人為什么被壓抑的呢？這就和社會制度，習慣之類連結了起來，單是做夢不打緊，一說，一問，一分析，可就不妥當了。記者沒有想到這一層，于是就一頭撞在資本家的朱筆上。但引“壓抑說”來釋夢，我想，大家必已經不以為忤了罷。

　　不過，佛洛伊特恐怕是有几文錢，吃得飽飽的罷，所以沒有感到吃飯之難，只注意于性欲。有許多人正和他在同一境遇上，就也轟然的拍起手來。誠然，他也告訴過我們，女儿多愛父親，儿子多愛母親，即因為异性的緣故。然而嬰孩出生不多久，無論男女，就尖起嘴唇，將頭轉來轉去。莫非它想和异性接吻么？不，誰都知道：是要吃東西！

　　食欲的根柢，實在比性欲還要深，在目下開口愛人，閉口情書，并不以為肉麻的時候，我們也大可以不必諱言要吃飯。因為是醒著做的夢，所以不免有些不真，因為題目究竟是“夢想”，而且如記者先生所說，我們是“物質的需要遠過于精神的追求”了，所以乘著Ｃｅｎｓｏｒｓ〔６〕（也引用佛洛伊特語）的監護好像解除了之際，便公開了一部分。其實也是在“夢中貼標語，喊口號”，不過不是積极的罷了，而且有些也許倒和表面的“標語”正相反。

　　時代是這么變化，飯碗是這樣艱難，想想現在和將來，有些人也只能如此說夢，同是小資產階級（雖然也有人定我為“封建余孽”或“土著資產階級”，但我自己姑且定為屬于這階級），很能夠彼此心照，然而也無須秘而不宣的。

　　至于另有些夢為隱士，夢為漁樵，和本相全不相同的名人〔７〕，其實也只是豫感飯碗之脆，而卻想將吃飯范圍擴大起來，從朝廷而至園林，由洋場及于山澤，比上面說過的那些志向要大得遠，不過這里不來多說了。

　　一月一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五日上海《文學雜志》第一號。

　　〔２〕《東方雜志》綜合性刊物，一九○四年三月在上海創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停刊，商務印書館出版。它于一九三三年出的“新年特大號”（第三十卷第一期）中，辟有“新年的夢想”專欄。當時該刊的主編為胡愈之。

　　〔３〕《東方雜志》記者在“新年的夢想”專欄的《讀后感》中說：“近來有些批評家把文學分為‘載道’的文學和‘言志’的文學這兩類。我們的‘夢’也可以同樣的方法來分類：就是‘載道’的夢，和‘言志’的夢。”又說：“‘載道’的夢只是‘异端’，而‘言志’的夢才是夢的‘正宗’，因為我們相信‘夢’是個人的，而不是社會的。依据佛洛伊特的解釋，夢只是白天受遏抑的意識，于睡眠，解放出來。……所以‘夢’只是代表了意識的‘不公開’的部分，在夢中說教，在夢中講道，在夢中貼標語，喊口號，這到底是不常有的夢，至少這是白日夢而不是夜夢，所以不能算作夢的正宗。只有個人的夢，表現各人心底的秘密而不帶著社會作用的，那才是正宗的夢。”按《東方雜志》記者所說的“近來有些批評家”指周作人，他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一書中，認為中國文學史是“載道”文學和“言志”文學的消長史。

　　〔４〕“盍各言爾志”語見《論語·公冶長》：“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孔子贊成曾點的話，見《論語·先進》：“子路、曾皙（名點）、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曾點）曰：‘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与點也。’”〔５〕佛洛伊特（ＳAＦｒｅｕｄ，１８５６—１９３９）通譯弗*摶戀攏碌利精神病學家，精神分析學說的創立者。這种學說認為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等一切精神現象，乃至常人的夢，精神病患者的症狀，都是人們因受壓抑而潛藏在下意識里的某种“生命力”（Ｌｉｂｉｄｏ），特別是性欲的潛力所產生的。他的主要著作有《夢的解釋》、《日常生活的病理心理學》、《精神分析引論》、《精神分析引論新編》等。〔６〕Ｃｅｎｓｏｒｓ英語，原義為檢查官，弗羅伊德精神分析學說用以表示潛在意識壓抑力。

　　〔７〕名人指在《東方雜志》“新年特大號”上“說夢”的一些國民党官僚，如當時的鐵道部次長、抗日戰爭中做了漢奸的曾仲鳴說：“何處是修竹、吾廬三徑”；中國銀行副總裁俞寰澄說：“我只想做一個略具知識的自耕農，我最酷愛田園生活”，等等。





為了忘卻的記念

　一

　　我早已想寫一點文字，來記念几個青年的作家。這并非為了別的，只因為兩年以來，悲憤總時時來襲擊我的心，至今沒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搖，將悲哀擺脫，給自己輕松一下，照直說，就是我倒要將他們忘卻了。

　　兩年前的此時，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們的五個青年作家〔２〕同時遇害的時候。當時上海的報章都不敢載這件事，或者也許是不愿，或不屑載這件事，只在《文藝新聞》上有一點隱約其辭的文章〔３〕。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里，有一篇林莽〔４〕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記》，中間說：

　　“他做了好些詩，又譯過匈牙利和詩人彼得斐〔５〕的几首詩，當時的《奔流》的編輯者魯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來信要和他會面，但他卻是不愿見名人的人，結果是魯迅自己跑來找他，竭力鼓勵他作文學的工作，但他終于不能坐在亭子間里寫，又去跑他的路了。不久，他又一次的被了捕。……”

　　這里所說的我們的事情其實是不确的。白莽并沒有這么高慢，他曾經到過我的寓所來，但也不是因為我要求和他會面；我也沒有這么高慢，對于一位素不相識的投稿者，會輕率的寫信去叫他。我們相見的原因很平常，那時他所投的是從德文譯出的《彼得斐傳》，我就發信去討原文，原文是載在詩集前面的，郵寄不便，他就親自送來了。看去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顏色是黑黑的，當時的談話我已經忘卻，只記得他自說姓徐，象山人；我問他為什么代你收信的女士是這么一個怪名字（怎么怪法，現在也忘卻了），他說她就喜歡起得這么怪，羅曼諦克，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對勁了。就只剩了這一點。

　　夜里，我將譯文和原文粗粗的對了一遍，知道除几處誤譯之外，還有一個故意的曲譯。他像是不喜歡“國民詩人”這個字的，都改成“民眾詩人”了。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來信，說很悔和我相見，他的話多，我的話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种威壓似的。我便寫一封回信去解釋，說初次相會，說話不多，也是人之常情，并且告訴他不應該由自己的愛憎，將原文改變。因為他的原書留在我這里了，就將我所藏的兩本集子送給他，問他可能再譯几首詩，以供讀者的參看。他果然譯了几首，自己拿來了，我們就談得比第一回多一些。這傳和詩，后來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里。

　　我們第三次相見，我記得是在一個熱天。有人打門了，我去開門時，來的就是白莽，卻穿著一件厚棉袍，汗流滿面，彼此都不禁失笑。這時他才告訴我他是一個革命者，剛由被捕而釋出，衣服和書籍全被沒收了，連我送他的那兩本；身上的袍子是從朋友那里借來的，沒有夾衫，而必須穿長衣，所以只好這么出汗。我想，這大約就是林莽先生說的“又一次的被了捕”的那一次了。

　　我很欣幸他的得釋，就赶緊付給稿費，使他可以買一件夾衫，但一面又很為我的那兩本書痛惜：落在捕房的手里，真是明珠投暗了。那兩本書，原是极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詩集，据德文譯者說，這是他搜集起來的，雖在匈牙利本國，也還沒有這么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萊克朗氏万有文庫》（Ｒｅｃｌａｍ’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ｋ）〔６〕中，倘在德國，就隨處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錢。不過在我是一种寶貝，因為這是三十年前，正當我熱愛彼得斐的時候，特地托丸善書店〔７〕從德國去買來的，那時還恐怕因為書极便宜，店員不肯經手，開口時非常惴惴。后來大抵帶在身邊，只是情隨事遷，已沒有翻譯的意思了，這回便決計送給這也如我的那時一樣，熱愛彼得斐的詩的青年，算是給它尋得了一個好著落。所以還鄭重其事，托柔石親自送去的。誰料竟會落在“三道頭”〔８〕之類的手里的呢，這豈不冤枉！

　　二

　　我的決不邀投稿者相見，其實也并不完全因為謙虛，其中含著省事的分子也不少。由于歷來的經驗，我知道青年們，尤其是文學青年們，十之九是感覺很敏，自尊心也很旺盛的，一不小心，极容易得到誤解，所以倒是故意回避的時候多。見面尚且怕，更不必說敢有托付了。但那時我在上海，也有一個惟一的不但敢于隨便談笑，而且還敢于托他辦點私事的人，那就是送書去給白莽的柔石。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見，不知道是何時，在那里。他仿佛說過，曾在北京听過我的講義，那么，當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記了在上海怎么來往起來，總之，他那時住在景云里，离我的寓所不過四五家門面，不知怎么一來，就來往起來了。大約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訴我是姓趙，名平复。但他又曾談起他家鄉的豪紳的气焰之盛，說是有一個紳士，以為他的名字好，要給儿子用，叫他不要用這名字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穩而有福，才正中鄉紳的意，對于“复”字卻未必有這么熱心。他的家鄉，是台州的宁海，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頗有點迂，有時會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９〕，覺得好像也有些這模樣的。

　　他躲在寓里弄文學，也創作，也翻譯，我們往來了許多日，說得投合起來了，于是另外約定了几個同意的青年，設立朝華社。目的是在紹介東歐和北歐的文學，輸入外國的版畫，因為我們都以為應該來扶植一點剛健質朴的文藝。接著就印《朝花旬刊》，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印《藝苑朝華》，算都在循著這條線，只有其中的一本《拾谷虹儿畫選》，是為了掃蕩上海灘上的“藝術家”，即戳穿葉靈鳳這紙老虎而印的。

　　然而柔石自己沒有錢，他借了二百多塊錢來做印本。除買紙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雜務都是歸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圖，校字之類。可是往往不如意，說起來皺著眉頭。看他舊作品，都很有悲觀的气息，但實際上并不然，他相信人們是好的。我有時談到人會怎樣的騙人，怎樣的賣友，怎樣的吮血，他就前額亮晶晶的，惊疑地圓睜了近視的眼睛，抗議道，“會這樣的么？——不至于此罷？……”

　　不過朝花社不久就倒閉了，我也不想說清其中的原因，總之是柔石的理想的頭，先碰了一個大釘子，力气固然白化，此外還得去借一百塊錢來付紙賬。后來他對于我那“人心惟危”〔１０〕說的怀疑減少了，有時也歎息道，“真會這樣的么？……”但是，他仍然相信人們是好的。

　　他于是一面將自己所應得的朝花社的殘書送到明日書店和光華書局去，希望還能夠收回几文錢，一面就拚命的譯書，准備還借款，這就是賣給商務印書館的《丹麥短篇小說集》和戈理基作的長篇小說《阿爾泰莫諾夫之事業》。但我想，這些譯稿，也許去年已被兵火燒掉了。

　　他的迂漸漸的改變起來，終于也敢和女性的同鄉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离，卻至少總有三四尺的。這方法很不好，有時我在路上遇見他，只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后或左右有一個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會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時候，可就走得近了，簡直是扶住我，因為怕我被汽車或電車撞死；我這面也為他近視而又要照顧別人擔心，大家都蒼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實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無論從舊道德，從新道德，只要是損己利人的，他就挑選上，自己背起來。

　　他終于決定地改變了，有一回，曾經明白的告訴我，此后應該轉換作品的內容和形式。我說：這怕難罷，譬如使慣了刀的，這回要他耍棍，怎么能行呢？他簡洁的答道：只要學起來！

　　他說的并不是空話，真也在從新學起來了，其時他曾經帶了一個朋友來訪我，那就是馮鏗女士。談了一些天，我對于她終于很隔膜，我疑心她有點羅曼諦克，急于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來要做大部的小說，是發源于她的主張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許是柔石的先前的斬釘截鐵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實是偷懶的主張的傷疤，所以不自覺地遷怒到她身上去了。——我其實也并不比我所怕見的神經過敏而自尊的文學青年高明。

　　她的体質是弱的，也并不美麗。

　　三

　　直到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之后，我才知道我所認識的白莽，就是在《拓荒者》上做詩的殷夫。有一次大會時，我便帶了一本德譯的，一個美國的新聞記者所做的中國游記去送他，這不過以為他可以由此練習德文，另外并無深意。然而他沒有來。我只得又托了柔石。

　　但不久，他們竟一同被捕，我的那一本書，又被沒收，落在“三道頭”之類的手里了。

　　四

　　明日書店要出一种期刊，請柔石去做編輯，他答應了；書店還想印我的譯著，托他來問版稅的辦法，我便將我和北新書局所訂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給他，他向衣袋里一塞，匆匆的走了。其時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間，而不料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見的末一回，竟就是我們的永訣。第二天，他就在一個會場上被捕了，衣袋里還藏著我那印書的合同，听說官廳因此正在找尋我。印書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愿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辯解。記得《說岳全傳》里講過一個高僧，當追捕的差役剛到寺門之前，他就“坐化”了，還留下什么“何立從東來，我向西方走”的偈子〔１１〕。這是奴隸所幻想的脫离苦海的惟一的好方法，“劍俠”盼不到，最自在的惟此而已。我不是高僧，沒有涅~劇玻保病車淖雜桑椿褂猩裊擔矣謔薔吞幼摺玻保場場*

　　這一夜，我燒掉了朋友們的舊信札，就和女人抱著孩子走在一個客棧里。不几天，即听得外面紛紛傳我被捕，或是被殺了，柔石的消息卻很少。有的說，他曾經被巡捕帶到明日書店里，問是否是編輯；有的說，他曾經被巡捕帶往北新書局去，問是否是柔石，手上上了銬，可見案情是重的。但怎樣的案情，卻誰也不明白。

　　他在囚系中，我見過兩次他寫給同鄉〔１４〕的信，第一回是這樣的——

　　“我与三十五位同犯（七個女的）于昨日到龍華。并于昨夜上了鐐，開政治犯從未上鐐之紀錄。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時恐難出獄，書店事望兄為我代辦之。現亦好，且跟殷夫兄學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几次問周先生地址，但我那里知道。諸望勿念。祝好！

　　趙少雄一月二十四日。”

　　以上正面。

　　“洋鐵飯碗，要二三只如不能見面，可將東西望轉交趙少雄”

　　以上背面。

　　他的心情并未改變，想學德文，更加努力；也仍在記念我，像在馬路上行走時候一般。但他信里有些話是錯誤的，政治犯而上鐐，并非從他們開始，但他向來看得官場還太高，以為文明至今，到他們才開始了嚴酷。其實是不然的。果然，第二封信就很不同，措詞非常慘苦，且說馮女士的面目都浮腫了，可惜我沒有抄下這封信。其時傳說也更加紛繁，說他可以贖出的也有，說他已經解往南京的也有，毫無确信；而用函電來探問我的消息的也多起來，連母親在北京也急得生病了，我只得一一發信去更正，這樣的大約有二十天。

　　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們是有的。洋鐵碗可曾收到了沒有？……但忽然得到一個可靠的消息，說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龍華警備司令部被槍斃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彈。

　　原來如此！……

　　在一個深夜里，我站在客棧的院子中，周圍是堆著的破爛的什物；人們都睡覺了，連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沉靜下去了，然而積習卻從沉靜中抬起頭來，湊成了這樣的几句：

　　慣于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

　　夢里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但末二句，后來不确了，我終于將這寫給了一個日本的歌人〔１５〕。

　　可是在中國，那時是确無寫處的，禁錮得比罐頭還嚴密。我記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鄉，住了好些時，到上海后很受朋友的責備。他悲憤的對我說，他的母親雙眼已經失明了，要他多住几天，他怎么能夠就走呢？我知道這失明的母親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當《北斗》創刊時，我就想寫一點關于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夠，只得選了一幅珂勒惠支（ＫａHｔｈｅＫｏｌｌｗｉｔｚ）夫人的木刻，名曰《犧牲》，是一個母潛*哀地獻出她的儿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個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記念。

　　同時被難的四個青年文學家之中，李偉森我沒有會見過，胡也頻在上海也只見過一次面，談了几句天。較熟的要算白莽，即殷夫了，他曾經和我通過信，投過稿，但現在尋起來，一無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統統燒掉了，那時我還沒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然而那本《彼得斐詩集》卻在的，翻了一遍，也沒有什么，只在一首《Ｗａｈｌｓｐｒｕｃｈ》（格言）的旁邊，有鋼筆寫的四行譯文道：“生命誠寶貴，

　　愛情价更高；

　　若為自由故，

　　二者皆可拋！”

　　又在第二葉上，寫著“徐培根”〔１６〕三個字，我疑心這是他的真姓名。

　　五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棧里，他們卻是走向刑場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聲中逃在英租界，他們則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舊寓里，人們都睡覺了，連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沉靜下去了，不料積習又從沉靜中抬起頭來，寫下了以上那些字。

　　要寫下去，在中國的現在，還是沒有寫處的。年青時讀向子期《思舊賦》〔１７〕，很怪他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剛開頭卻又煞了尾。然而，現在我懂得了。

　　不是年青的為年老的寫記念，而在這三十年中，卻使我目睹許多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將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這樣的筆墨，寫几句文章，算是從泥土中挖一個小孔，自己延口殘喘，這是怎樣的世界呢。夜正長，路也正長，我不如忘卻，不說的好罷。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的。……二月七——八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現代》第二卷第六期。

　　〔２〕五個青年作家參看本卷第２８３頁注〔２〕。〔３〕“左聯”五位作家被捕遇害的消息，《文藝新聞》第三號（一九三—年三月三十日）以《在地獄或人世的作家？》為題，用讀者致編者信的形式，首先透露出來。

　　〔４〕林莽即樓适夷，浙江余姚人，作家、翻譯家。當時“左聯”成員。

　　〔５〕彼得斐（ＰｅｔｆｉＳaｎｄｏｒ，１８２３—１８４９）通譯裴多菲，匈牙利愛國詩人。主要詩作有《勇敢的約翰》、《民族之歌》等。〔６〕《萊克朗氏万有文庫》一八六七年德國出版的文學叢書。

　　〔７〕丸善書店日本東京一家出售西文書籍的書店。〔８〕“三道頭”當時上海公共租界里的巡官，制服袖上綴有三道倒人字形標志，被稱作“三道頭”。

　　〔９〕方孝孺（１３５７—１４０２）浙江宁海人，明建文帝朱允吧時的侍講學士、文學博士。建文四年（１４０２）建文帝的叔父燕王朱棣起兵攻陷南京，自立為帝（即永樂帝），命他起草即位詔書；他堅決不從，遂遭殺害，被滅十族。

　　〔１０〕“人心惟危”語見《尚書·大禹謨》。〔１１〕《說岳全傳》清代康熙年間的演義小說，題為錢彩編次，金丰增訂，共八十回。該書第六十一回寫鎮江金山寺道悅和尚，因同情岳飛，秦檜就派“家人”何立去抓他。他正在寺內“升座說法”，一見何立，便口占一偈死去。“坐化”，佛家語，佛家傳說有些高僧在臨終前盤膝端坐，安然而逝，稱作“坐化”。偈子，佛經中的唱詞，也泛指和尚的雋語。

　　〔１２〕涅~劇》鵂矣錚囊琶稹□饌訓齲阜鷙透呱乃勞觶步性布擰：罄*引伸作死的意思。

　　〔１３〕柔石被捕后，作者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日和家屬避居黃陸路花園庄，二月二十八日回寓。

　　〔１４〕指王育和，浙江宁海人，當時是慎昌鐘表行的職員，和柔石同住閘北景云里二十八號，柔石在獄中通過送飯人帶信給他，由他送周建人轉給作者。

　　〔１５〕日本歌人指山本初枝（１８９８—１９６６）。据《魯迅日記》，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一日，作者將此詩書成小幅，托內山書店寄給她。〔１６〕“徐培根”白莽的哥哥，曾任國民党政府的航空署長。〔１７〕向子期（約２２７—２７２）向秀，字子期，河內（今河南武陟）人，魏晉時期文學家。他和嵇康、呂安友善。《思舊賦》是他在嵇、呂被司馬昭殺害后所作的哀悼文章，共一百五十六字（見《文選》卷十六）。





我們不再受騙了

　　帝國主義是一定要進攻蘇聯的。蘇聯愈弄得好，它們愈急于要進攻，因為它們愈要趨于滅亡。

　　我們被帝國主義及其侍從們真是騙得長久了。十月革命之后，它們總是說蘇聯怎么窮下去，怎么凶惡，怎么破坏文化。但現在的事實怎樣？小麥和煤油的輸出，不是使世界吃惊了么？正面之敵的實業党〔２〕的首領，不是也只判了十年的監禁么？列宁格勒，墨斯科的圖書館和博物館，不是都沒有被炸掉么？文學家如綏拉菲摩維支，法捷耶夫，革拉特珂夫，綏甫林娜，唆羅訶夫〔３〕等，不是西歐東亞，無不贊美他們的作品么？關于藝術的事我不大知道，但据烏曼斯基（ＫAＵｍａｎｓｋｙ）〔４〕說，一九一九年*校諛箍頻惱估闌峋陀二十次，列宁格勒兩次（《ＮｅｕｅＫｕｎｓｔｉｎＲｕｓｓｌａｎｄ》），則現在的旺盛，更是可想而知了。

　　然而謠言家是极無恥而且巧妙的，一到事實證明了他的話是撒謊時，他就躲下，另外又來一批。

　　新近我看見一本小冊子，是說美國的財政有复興的希望的，序上說，蘇聯的購領物品，必須排成長串，現在也無异于從前，仿佛他很為排成長串的人們抱不平，發慈悲一樣。

　　這一事，我是相信的，因為蘇聯內是正在建設的途中，外是受著帝國主義的壓迫，許多物品，當然不能充足。但我們也听到別國的失業者，排著長串向饑寒進行；中國的人民，在內戰，在外侮，在水災，在榨取的大羅网之下，排著長串而進向死亡去。

　　然而帝國主義及其奴才們，還來對我們說蘇聯怎么不好，好像它倒愿意蘇聯一下子就變成天堂，人們個個享福。現在竟這樣子，它失望了，不舒服了。——這真是惡鬼的眼淚。

　　一睜開眼，就露出惡鬼的本相來的，——它要去懲辦了。

　　它一面去懲辦，一面來誑騙。正義，人道，公理之類的話，又要滿天飛舞了。但我們記得，歐洲大戰時候，飛舞過一回的，騙得我們的許多苦工，到前線去替它們死〔５〕，接著是在北京的中央公園里豎了一塊無恥的，愚不可及的“公理戰胜”的牌坊〔６〕（但后來又改掉了）。現在怎樣？“公理”在那里？這事還不過十六年，我們記得的。

　　帝國主義和我們，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樣利害不和我們正相反？我們的癰疽，是它們的寶貝，那么，它們的敵人，當然是我們的朋友了。它們自身正在崩潰下去，無法支持，為挽救自己的末運，便憎惡蘇聯的向上。謠諑，詛咒，怨恨，無所不至，沒有效，終于只得准備動手去打了，一定要滅掉它才睡得著。但我們干什么呢？我們還會再被騙么？

　　“蘇聯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智識階級就要餓死。”——一位有名的記者曾經這樣警告我。是的，這倒恐怕要使我也有些睡不著了。但無產階級專政，不是為了將來的無階級社會么？只要你不去謀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階級的消滅也就早，那時就誰也不會“餓死”了。不消說，排長串是一時難免的，但到底會快起來。

　　帝國主義的奴才們要去打，自己（！）跟著它的主人去打去就是。我們人民和它們是利害完全相反的。我們反對進攻蘇聯。我們倒要打倒進攻蘇聯的惡鬼，無論它說著怎樣甜膩的話頭，裝著怎樣公正的面孔。

　　這才也是我們自己的生路！

　　五月六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上海《北斗》第二卷第二期。

　　〔２〕實業党蘇聯在一九三○年破獲的反革命集團。它的主要分子受法國帝國主義的指使，混入蘇聯國家企業机關，破坏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該案破獲后，其首領拉姆仁等被分別判處徒刑。〔３〕綏甫林娜（XAＨAUG\p^FFTJI，１８８９—１９５４）通譯謝芙琳*齲蘇聯女作家，著有短篇小說《肥料》、《維麗尼雅》等。唆羅訶夫（ＭAＡABKFKHKL），通譯蕭洛*舴穎樟□導遙諧□□怠毒簿的頓河》等。

　　〔４〕烏曼斯基（dACqIJSOT\）當時蘇聯人民外交委員會的新聞司司長。《ＮｅｕｅＫｕｎｓｔｉｎＲｕｓｓｌａｎｄ》（《俄國的新藝術》）是他所著的一本書。

　　〔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北洋政府于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宣布對德作戰，隨后，英法兩國先后招募華工十五万名去法國戰場，他們被驅使在前線從事挖戰壕及運輸等苦役，傷亡甚多。〔６〕“公理戰胜”的牌坊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英、法為首的協約國宣揚他們打敗德、奧等同盟國是“公理戰胜強權”，并立碑紀念。北洋政府也在北京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建立了“公理戰胜”的牌坊。





我怎么做起小說來？

　　我怎么做起小說來？——這來由，已經在《吶喊》的序文上，約略說過了。這里還應該補敘一點的，是當我留心文學的時候，情形和現在很不同：在中國，小說不算文學，做小說的也決不能稱為文學家，所以并沒有人想在這一條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沒有要將小說抬進“文苑”里的意思，不過想利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會。

　　但也不是自己想創作，注重的倒是在紹介，在翻譯，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別是被壓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為那時正盛行著排滿論，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為同調的。所以“小說作法”之類，我一部都沒有看過，看短篇小說卻不少，小半是自己也愛看，大半則因了搜尋紹介的材料。也看文學史和批評，這是因為想知道作者的為人和思想，以便決定應否紹介給中國。和學問之類，是絕不相干的。

　　因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勢必至于傾向了東歐，因此所看的俄國，波蘭以及巴爾干諸小國作家的東西就特別多。也曾熱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記得當時最愛看的作者，是俄國的果戈理（ＮAＧｏｇｏｌ）和波蘭的顯克沃□□華Ｓｉｅ*睿耄椋澹鰨椋簦玻病場Ｈ氈鏡模竅哪渴蛻竿狻玻場場回國以后，就辦學校，再沒有看小說的工夫了，這樣的有五六年。為什么又開手了呢？——這也已經寫在《吶喊》的序文里，不必說了。但我的來做小說，也并非自以為有做小說的才能，只因為那時是住在北京的會館〔４〕里的，要做論文罷，沒有參考書，要翻譯罷，沒有底本，就只好做一點小說模樣的東西塞責，這就是《狂人日記》。大約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學上的知識，此外的准備，一點也沒有。

　　但是《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這里我必得記念陳獨秀〔５〕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

　　自然，做起小說來，總不免自己有些主見的。例如，說到“為什么”做小說罷，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我深惡先前的稱小說為“閒書”，而且將“為藝術的藝術”，看作不過是“消閒”的新式的別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嘮叨，只要覺得夠將意思傳給別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襯拖帶也沒有。中國舊戲上，沒有背景，新年賣給孩子看的花紙上，只有主要的几個人（但現在的花紙卻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對于我的目的，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寫風月，對話也決不說到一大篇。

　　我做完之后，總要看兩遍，自己覺得拗口的，就增刪几個字，一定要它讀得順口；沒有相宜的白話，宁可引古語，希望總有人會懂，只有自己懂得或流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來的字句，是不大用的。這一節，許多批評家之中，只有一個人看出來了，但他稱我為Ｓｔｙｌｉｓｔ〔６〕。

　　所寫的事跡，大抵有一點見過或听到過的緣由，但決不全用這事實，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發開去，到足以几乎完全發表我的意思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樣，沒有專用過一個人，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腳色。有人說，我的那一篇是罵誰，某一篇又是罵誰，那是完全胡說的。

　　不過這樣的寫法，有一种困難，就是令人難以放下筆。一气寫下去，這人物就逐漸活動起來，盡了他的任務。但倘有什么分心的事情來一打岔，放下許久之后再來寫，性格也許就變了樣，情景也會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來。例如我做的《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寫性的發動和創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報章，見了一位道學的批評家攻擊情詩〔７〕的文章，心里很不以為然，于是小說里就有一個小人物跑到女媧的兩腿之間來，不但不必有，且將結构的宏大毀坏了。但這些處所，除了自己，大概沒有人會覺到的，我們的批評大家成仿吾先生，還說這一篇做得最出色。

　　我想，如果專用一個人做骨干，就可以沒有這弊病的，但自己沒有試驗過。

　　忘記是誰說的了，總之是，要极省儉的畫出一個人的特點，最好是畫他的眼睛。〔８〕我以為這話是极對的，倘若畫了全副的頭發，即使細得逼真，也毫無意思。我常在學學這一种方法，可惜學不好。

　　可省的處所，我決不硬添，做不出的時候，我也決不硬做，但這是因為我那時別有收入，不靠賣文為活的緣故，不能作為通例的。

　　還有一層，是我每當寫作，一律抹殺各种的批評。因為那時中國的創作界固然幼稚，批評界更幼稚，不是舉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將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覺得非自殺不足以謝天下的。批評必須坏處說坏，好處說好，才于作者有益。

　　但我常看外國的批評文章，因為他于我沒有恩怨嫉恨，雖然所評的是別人的作品，卻很有可以借鏡之處。但自然，我也同時一定留心這批評家的派別。

　　以上，是十年前的事了，此后并無所作，也沒有長進，編輯先生要我做一點這類的文章，怎么能呢。拉雜寫來，不過如此而已。

　　三月五日燈下。

　　BB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六月上海天馬書店出版的《創作的經驗》一書。

　　〔２〕顯克微支（１８４６—１９１６）波蘭作家。作品主要反映波蘭農民的痛苦生活和波蘭人民反對异族侵略的斗爭。著有歷史小說三部曲《火与劍》、《洪流》、《伏洛竇耶夫斯基先生》和中篇小說《炭畫》等。〔３〕夏目漱石（１８６７—１９１６）日本小說家，著有長篇小說《我是貓》、中篇小說《哥儿》等。森鷗外（１８６２—１９２２），日本小說家、文學評論家，著有小說《舞姬》等。

　　〔４〕會館指北京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的“紹興縣館”。一九一二年五月至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作者曾在此寄住。

　　〔５〕陳獨秀（１８８０—１９４２〕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原為北京大學教授，《新青年》雜志的創辦人，“五四”時期提倡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人物。中國共產党成立后任党的總書記，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后期，推行右傾投降主義路線，致使革命遭到失敗；以后他成為取消主義者，并与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結，成立反党小組織，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開除出党。“五四”時期，他在致周作人的函件中，极力敦促魯迅從事小說寫作，如一九二○年三月十一日信：“我們很盼望豫才先生為《新青年》創作小說，請先生告訴他。”又八月二十二日信：“魯迅兄做的小說，我實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６〕Ｓｔｙｌｉｓｔ英語：文体家。作者這里所指似為黎錦明。黎在《論体裁描寫与中國新文藝》（見《文學周報》第五卷第二期，一九二八年二月合訂本）一文中說：“西歐的作家對于体裁，是其第一安到著作的路的門徑，還竟有所謂体裁家（Ｓｔｙｌｉｓｔ）者。……我們的新文藝，除開魯迅葉紹鈞二三人的作品還可見到有体裁的修養外，其余大都似乎隨意的把它挂在筆頭上。”

　　〔７〕一位道學的批評家指胡夢華。他在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時事新報·學燈》上發表《讀了〈蕙的風〉以后》，攻擊汪靜之作的詩集《蕙的風》，認為其中某些情詩是“墮落輕薄”的作品，有“不道德的嫌疑”。參看《熱風·反對“含淚”的批評家》。〔８〕這是東晉畫家顧愷之的話，見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巧藝》：“顧長康（按即顧愷之）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顧曰：‘四体妍蚩，本無關于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阿堵，當時俗語：這個。




小品文的危机

　　仿佛記得一兩月之前，曾在一种日報上見到記載著一個人的死去的文章，說他是收集“小擺設”的名人，臨末還有依稀的感喟，以為此人一死，“小擺設”的收集者在中國怕要絕跡了。

　　但可惜我那時不很留心，竟忘記了那日報和那收集家的名字。

　　現在的新的青年恐怕也大抵不知道什么是“小擺設”了。但如果他出身舊家，先前曾有玩弄翰墨的人，則只要不很破落，未將覺得沒用的東西賣給舊貨擔，就也許還能在塵封的廢物之中，尋出一個小小的鏡屏，玲瓏剔透的石塊，竹根刻成的人像，古玉雕出的動物，銹得發綠的銅鑄的三腳癩蝦蟆：這就是所謂“小擺設”。先前，它們陳列在書房里的時候，是各有其雅號的，譬如那三腳癩蝦蟆，應該稱為“蟾蜍硯滴”之類，最末的收集家一定都知道，現在呢，可要和它的光榮一同消失了。

　　那些物品，自然決不是窮人的東西，但也不是達官富翁家的陳設，他們所要的，是珠玉扎成的盆景，五彩繪畫的磁瓶。那只是所謂士大夫的“清玩”。在外，至少必須有几十畝膏腴的田地，在家，必須有几間幽雅的書齋；就是流寓上海，也一定得生活較為安閒，在客棧里有一間長包的房子，書桌一頂，煙榻一張，癮足心閒，摩挲賞鑒。然而這境地，現在卻已經被世界的險惡的潮流沖得七顛八倒，像狂濤中的小船似的了。

　　然而就是在所謂“太平盛世”罷，這“小擺設”原也不是什么重要的物品。在方寸的象牙版上刻一篇《蘭亭序》〔２〕，至今還有“藝術品”之稱，但倘將這挂在万里長城的牆頭，或供在云岡〔３〕的丈八佛像的足下，它就渺小得看不見了，即使熱心者竭力指點，也不過令觀者生一种滑稽之感。何況在風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時候，誰還有這許多閒工夫，來賞玩琥珀扇墜，翡翠戒指呢。他們即使要悅目，所要的也是聳立于風沙中的大建筑，要堅固而偉大，不必怎樣精；即使要滿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槍，要鋒利而切實，用不著什么雅。

　　美術上的“小擺設”的要求，這幻夢是已經破掉了，那日報上的文章的作者，就直覺的地知道。然而對于文學上的“小擺設”——“小品文”的要求，卻正在越加旺盛起來，要求者以為可以靠著低訴或微吟，將粗獷的人心，磨得漸漸的平滑。這就是想別人一心看著《六朝文絮》〔４〕，而忘記了自己是抱在黃河決口之后，淹得僅僅露出水面的樹梢頭。但這時卻只用得著掙扎和戰斗。

　　而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著掙扎和戰斗的。晉朝的清言〔５〕，早和它的朝代一同消歇了。唐末詩風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輝。但羅隱〔６〕的《讒書》，几乎全部是抗爭和憤激之談；皮日休和陸龜蒙〔７〕自以為隱士，別人也稱之為隱士，而看他們在《皮子文藪》和《笠澤叢書》中的小品文，并沒有忘記天下，正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鋒鑣。明末的小品〔８〕雖然比較的頹放，卻并非全是吟風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諷刺，有攻擊，有破坏。這种作風，也触著了滿洲君臣的心病，費去許多助虐的武將的刀鋒，幫閒的文臣的筆鋒，直到乾隆年間，這才壓制下去了。以后呢，就來了“小擺設”。

　　“小擺設”當然不會有大發展。到五四運動的時候，才又來了一個展開，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說戲曲和詩歌之上。這之中，自然含著掙扎和戰斗，但因為常常取法于英國的隨筆（Ｅｓｓａｙ），所以也帶一點幽默和雍容；寫法也有漂亮和縝密的，這是為了對于舊文學的示威，在表示舊文學之自以為特長者，白話文學也并非做不到。以后的路，本來明明是更分明的掙扎和戰斗，因為這原是萌芽于“文學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但現在的趨勢，卻在特別提倡那和舊文章相合之點，雍容，漂亮，縝密，就是要它成為“小擺設”，供雅人的摩挲，并且想青年摩挲了這“小擺設”，由粗暴而變為風雅了。

　　然而現在已經更沒有書桌；雅片雖然已經公賣，煙具是禁止的，吸起來還是十分不容易。想在戰地或災區里的人們來鑒賞罷——誰都知道是更奇怪的幻夢。這种小品，上海雖正在盛行，茶話酒談，遍滿小報的攤子上，但其實是正如煙花女子，已經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躄到馬路上來了。

　　小品文就這樣的走到了危机。但我所謂危机，也如醫學上的所謂“极期”（Ｋｒｉｓｉｓ）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麻醉性的作品，是將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歸于盡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但自然，它也能給人愉快和休息，然而這并不是“小擺設”，更不是撫慰和麻痹，它給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養，是勞作和戰斗之前的准備。

　　八月二十七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現代》第三卷第六期。

　　〔２〕《蘭亭序》即《蘭亭集序》，晉代王羲之作，全文三百二十余字。

　　〔３〕云岡指云岡石窟，在山西大同武周山南麓，創建于北魏中期。現存主要洞窟五十三個，石雕佛像飛天等五万一千多個，其中最高的佛像達十七米。

　　〔４〕《六朝文絜》六朝駢体文選集，共四卷，清代許~氨嘌！玻怠場Π逖浴∪*國時魏何晏、夏侯玄、王弼等以老庄思想解釋儒家經義，崇尚虛無，擯棄世務，專談玄理，讀書人爭相慕效，形成風气，叫作“清言”，也叫“清談”或“玄言”。到晉代有王衍等人提倡，此風更盛。

　　〔６〕羅隱（８３３—９０９）字昭諫，余杭（今屬浙江）人，晚唐文學家。著有《甲乙集》十卷、《讒書》五卷等。

　　〔７〕皮日休（約８３４—約８８３）字襲美，襄陽（今湖北襄樊市）人，晚唐文學家。早年隱居鹿門山，曾參加黃巢起義軍。著有《皮子文藪》十卷。陸龜蒙（？—約８８１），字魯望，姑蘇（今江蘇蘇州）人，晚唐文學家。曾隱居笠澤，著有《笠澤叢書》四卷。〔８〕明末的小品指晚明作家袁宏道、鐘惺、張岱等人的小品文。




學生和玉佛

　　一月二十八日《申報》號外載二十七日北平專電曰：“故宮古物即起運，北宁平漢兩路已奉令備車，團城白玉佛〔２〕亦將南運。”

　　二十九日號外又載二十八日中央社電傳教育部電平各大學，略曰：“据各報載榆關告緊之際，北平各大學中頗有逃考及提前放假等情，均經調查确實。查大學生為國民中堅份子，詎容妄自惊扰，敗坏校規，學校當局迄無呈報，跡近寬縱，亦屬非是。仰該校等迅將學生逃考及提前放假情形，詳報核辦，并將下學期上課日期，并報為要。”

　　三十日，“墮落文人”周動軒先生見之，有詩歎曰：寂寞空城在，倉皇古董遷，頭儿夸大口，面子靠中堅。

　　惊扰詎云妄？奔逃只自怜：所嗟非玉佛，不值一文錢。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六日上海《論語》第十一期，署名動軒。

　　〔２〕團城在北京北海公園聲門旁的小丘上，有圓形城垣，故名。金時始建殿宇，元后屢有增修。白玉佛，置于團城承光殿內，由整塊洁白的玉石雕刻而成，高約五尺，是具有很高藝術价值的珍貴文物。




諺語

　　粗略的一想，諺語固然好像一時代一國民的意思的結晶，但其實，卻不過是一部分的人們的意思。現在就以“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來做例子罷，這乃是被壓迫者們的格言，教人要奉公，納稅，輸捐，安分，不可怠慢，不可不平，尤其是不要管閒事；而壓迫者是不算在內的。

　　專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權時無所不為，失勢時即奴性十足。孫皓是特等的暴君，但降晉之后，簡直像一個幫閒；〔２〕宋徽宗在位時，不可一世，而被擄后偏會含垢忍辱。〔３〕做主子時以一切別人為奴才，則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這是天經地義，無可動搖的。

　　所以被壓制時，信奉著“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格言的人物，一旦得勢，足以凌人的時候，他的行為就截然不同，變為“各人不掃門前雪，卻管他家瓦上霜”了。

　　二十年來，我們常常看見：武將原是練兵打仗的，且不問他這兵是用以安內或攘外，總之他的“門前雪”是治軍，然而他偏來干涉教育，主持道德；教育家原是辦學的，無論他成績如何，總之他的“門前雪”是學務，然而他偏去膜拜“活佛”，紹介國醫。小百姓隨軍充案，童子軍沿門募款。頭儿胡行于上，蟻民亂碰于下，結果是各人的門前都不成樣，各家的瓦上也一團糟。

　　女人露出了臂膊和小腿，好像竟打動了賢人們的心，我記得曾有許多人絮絮叨叨，主張禁止過，后來也确有明文禁止了。〔４〕不料到得今年，卻又“衣服蔽体已足，何必前拖后曳，消耗布匹，……顧念時艱，后患何堪設想”起來，四川的營山縣長于是就令公安局派隊一一剪掉行人的長衣的下截。〔５〕長衣原是累贅的東西，但以為不穿長衣，或剪去下截，即于“時艱”有補，卻是一种特別的經濟學。《漢書》上有一句云，“口含天憲”〔６〕，此之謂也。

　　某一种人，一定只有這某一种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他本階級之外。說起來，好像又在提倡什么犯諱的階級了，然而事實是如此的。謠諺并非全國民的意思，就為了這緣故。古之秀才，自以為無所不曉，于是有“秀才不出門，而知天下事”這自負的漫天大謊，小百姓信以為真，也就漸漸的成了諺語，流行開來。其實是“秀才雖出門，不知天下事”的。秀才只有秀才頭腦和秀才眼睛，對于天下事，那里看得分明，想得清楚。清末，因為想“維新”，常派些“人才”出洋去考察，我們現在看看他們的筆記罷，他們最以為奇的是什么館里的蜡人能夠和活人對面下棋〔７〕。聲海圣人康有為，佼佼者也，他周游十一國，一直到得巴爾干，這才悟出外國之所以常有“弒君”之故來了，曰：因為宮牆太矮的緣故。〔８〕六月十三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五日《申報月刊》第二卷第七號，署名洛文。

　　〔２〕孫皓（２４２—２８３）三國時吳國最后的皇帝。据《三國志·吳書·三嗣主傳》，他在位時，“粗暴驕盈”，常無故殺戮臣子和宮人；降晉之后，被封為歸命侯，甘受戲弄。《世說新語·排調》載：有一次，“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對帝而言曰：‘昔与汝為鄰，今与汝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万春！’”

　　〔３〕宋徽宗（１０８２—１１８５）即趙佶，北宋皇帝。在位時，橫暴凶殘，驕奢淫侈；靖康二年（１１２７）為金兵所俘，被封為“昏德公”，宮眷被“沒為宮婢”。他雖備受侮辱，卻還不斷向“金主”稱臣，“具表稱謝”（見《靖康稗史·呻吟語》）。

　　〔４〕一九三三年五月，廣西民政廳曾公布法令，凡女子服裝袖不過肘，裙不過膝者，均在取締之列。

　　〔５〕當時四川軍閥楊森提倡“短衣運動”，他管轄下的營山縣縣長羅象翥曾發布《禁穿長衫令》。這里所引即見于該項令文，令文中還說：“著自四月十六日起，由公安局派隊，隨帶剪刀，于城廂內外梭巡，遇有玩視禁令，仍著長服者，立即執行剪衣，勿稍瞻徇，倘敢有抗拒者，立即帶縣罰究，決不姑寬。”

　　〔６〕“口含天憲”語見《后漢書·朱穆傳》：“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嘗則使餓隸富于季孫，呼*q則伊、顏化為桀、跖。“据清代王先謙《后漢書集解》：“天憲，王法也，謂刑戮出于其口也。”

　　〔７〕關于蜡人和活人下棋的事，見清朝出使各國考察政治大臣、禮部尚書戴鴻慈的《出使九國日記》（一九○六年北京和第一書局出版）。該書“丙午（１９０６）正月二十一日”記有參觀巴黎蜡人院的情況：“午后往觀蜡人院，院中蜡人甚多，或坐或立，神志如生。最妙者：一蜡像前置棋枰，能与人對弈。如對手欺之，故下一子不如式，則像即停子不下，若不豫狀。其仍不改，即以手將棋子掃之。巧妙至此，誠可歎也！”

　　〔８〕康有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廣東南海人，清末維新運動領袖。后來組織保皇會，反對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運動。一九○四年至一九○八年，他周游意大利、瑞士、奧地利、匈牙利、德意志、法蘭西、丹麥、瑞典、比利時、荷蘭、英吉利等十一國。這里所說的事，見他的《歐東阿連五國游記·游塞耳維亞京悲羅吉辣》：“王宮三層，黃色頗麗，然臨街，僅如一富家屋耳。往聞塞耳維亞內亂弒君后，惊其易，今觀之，亂民一擁入室，即可行弒，如吾國鄉曲行劫富豪，亦何難事。如以中國禁城之森嚴廣大比之，則豈能頃刻成弒乎？”（見《不忍雜志匯編》二集卷四）





謠言世家

　　雙十佳節〔２〕，有一位文學家大名湯增"壬模淞妒筆灤鹵□飛細頤牆補飧*時候的杭州的故事。〔３〕他說那時杭州殺掉許多駐防的旗人，辨別的方法，是因為旗人叫“九”為“鉤”的，所以要他說“九百九十九”，一露馬腳，刀就砍下去了。

　　這固然是頗武勇，也頗有趣的。但是，可惜是謠言。

　　中國人里，杭州人是比較的文弱的人。當錢大王治世的時候，人民被刮得衣褲全無，只用一片瓦掩著下部，然而還要追捐，除被打得麂一般叫之外，并無貳話。〔４〕不過這出于宋人的筆記，是謠言也說不定的。但宋明的末代皇帝，帶著沒落的闊人，和暮气一同滔滔的逃到杭州來，卻是事實，苟延殘喘，要大家有剛決的气魄，難不難。到現在，西子湖邊還多是搖搖擺擺的雅人；連流氓也少有浙東似的“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打架。自然，倘有軍閥做著后盾，那是也會格外的撒潑的，不過當時實在并無敢于殺人的風气，也沒有樂于殺人的人們。我們只要看舉了老成持重的湯蟄仙先生做都督〔５〕，就可以知道是不會流血的了。

　　不過戰事是有的。革命軍圍住旗營，開槍打進去，里面也有時打出來。然而圍得并不緊，我有一個熟人，白天在外面逛，晚上卻自進旗營睡覺去了。

　　雖然如此，駐防軍也終于被擊潰，旗人降服了，房屋被充公是有的，卻并沒有殺戮。口糧當然取消，各人自尋生計，開初倒還好，后來就遭災。

　　怎么會遭災的呢？就是發生了謠言。

　　杭州的旗人一向优游于西子湖邊，秀气所鐘，是聰明的，他們知道沒有了糧，只好做生意，于是賣糕的也有，賣小菜的也有。杭州人是客气的，并不歧視，生意也還不坏。然而祖傳的謠言起來了，說是旗人所賣的東西，里面都藏著毒藥。這一下子就使漢人避之惟恐不遠，但倒是怕旗人來毒自己，并不是自己想去害旗人。結果是他們所賣的糕餅小菜，毫無生意，只得在路邊出賣那些不能下毒的家具。家具一完，途窮路絕，就一敗涂地了。這是杭州駐防旗人的收場。

　　笑里可以有刀，自稱酷愛和平的人民，也會有殺人不見血的武器，那就是造謠言。但一面害人，一面也害己，弄得彼此懵懵懂懂。古時候無須提起了，即在近五十年來，甲午戰敗，就說是李鴻章害的，因為他儿子是日本的駙馬，〔６〕罵了他小半世；庚子拳變，又說洋鬼子是挖眼睛的，因為造藥水，就亂殺了一大通。下毒學說起于辛亥光复之際的杭州，而复活于近來排日的時候。我還記得每有一回謠言，就總有誰被誣為下毒的奸細，給誰平白打死了。

　　謠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謠言殺人，也以謠言被殺的。

　　至于用數目來辨別漢滿之法，我在杭州倒听說是出于湖北的荊州的，就是要他們數一二三四，數到“六”字，讀作上聲，便殺卻。但杭州离荊州太遠了，這還是一种謠言也難說。

　　我有時也不大能夠分清那句是謠言，那句是真話了。十月十三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申報月刊》第二卷第十一號，署名洛文。

　　〔２〕雙十節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党人舉行武昌起義（即辛亥革命），次年一月一日建立中華民國。九月二十八日臨時參議院議定十月十日為國慶節紀念日，又稱“雙十節”。〔３〕湯增"懊褡逯饕邐難□鋇墓拇嫡摺Ｋ諞瘓*三三年十月十日上海《時事新報》發表的《辛亥革命逸話》中說：“旗人謂九為鉤。辛亥革命起，旗人皆變裝圖逃，杭人乃偵騎四出，遇可疑者，執而訊之，令其口唱‘九百九十九’，如為旗人，則音必讀‘鉤百鉤十鉤’也。乃殺之，百無一失。”旗人，清代對編入八旗的人的稱呼，后來一般用以稱呼滿族人。

　　〔４〕錢大王即錢鏐（８５２—９３２），五代時吳越國的國王。据宋代鄭文寶《江表志》記載：“兩浙錢氏，偏霸一方，急征苛慘，科賦凡欠一斗者多至徒罪。徐瑒嘗使越云：‘三更已聞獐麂號叫達曙，問于驛吏，乃縣司征科也。鄉民多赤体，有被葛褐者，都用竹篾系腰間，執事非刻理不可，雖貧者亦家累千金。’”

　　〔５〕湯蟄仙（１８５７—１９１７）即湯壽潛，浙江紹興人。清末進士，武昌起義后曾被推為浙江省都督。

　　〔６〕李鴻章（１８２３—１９０１）安徽合肥人，清末北洋大臣，洋務派首領。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發生，他避戰求和，失敗后与日本帝國主義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易順鼎在《劾權奸誤國奏》中說：“李鴻章雖奸，尚不及其子李經方之甚。李經方前充出使日本大臣，……所納外婦即倭主睦仁之甥女。……以權奸為丑虜內助，而始有用夷變夏之階；以丑虜為權奸外援，而始有化家為國之漸。”按李經方系李鴻章之侄，曾娶一日本女子為妾。





由中國女人的腳

　　古之儒者不作興談女人，但有時總喜歡談到女人。例如“纏足”罷，從明朝到清朝的帶些考据气息的著作中，往往有一篇關于這事起源的遲早的文章。為什么要考究這樣下等事呢，現在不說他也罷，總而言之，是可以分為兩大派的，一派說起源早，一派說起源遲。說早的一派，看他的語气，是贊成纏足的，事情愈古愈好，所以他一定要考出連孟子的母親，也是小腳婦人的證据來。說遲的一派卻相反，他不大恭維纏足，据說，至早，亦不過起于宋朝的末年。

　　其實，宋末，也可以算得古的了。不過不纏之足，樣子卻還要古，學者應該“貴古而賤今”，斥纏足者，愛古也。但也有失怀了反對纏足的成見，假造證据的，例如前明才子楊升庵先生，他甚至于替漢朝人做《雜事秘辛》〔２〕，來證明那時的腳是“底平趾斂”。

　　于是又有人將這用作纏足起源之古的材料，說既然“趾斂”，可見是纏的了。但這是自甘于低能之談，這里不加評論。

　　照我的意見來說，則以上兩大派的話，是都錯，也都對的。現在是古董出現的多了，我們不但能看見漢唐的圖畫，也可以看到晉唐古墳里發掘出來的泥人儿。那些東西上所表現的女人的腳上，有圓頭履，有方頭履，可見是不纏足的。古人比今人聰明，她決不至于纏小腳而穿大鞋子，里面塞些棉花，使自己走得一步一拐。

　　但是，漢朝就确已有一种“利屣”〔３〕，頭是尖尖的，平常大約未必穿罷，舞的時候，卻非此不可。不但走著爽利，“潭腿”〔４〕似的踢開去之際，也不至于為裙子所礙，甚至于踢下裙子來。那時太太們固然也未始不舞，但舞的究以倡女為多，所以倡伎就大抵穿著“利屣”，穿得久了，也免不了要“趾斂”的。然而伎女的裝束，是閨秀們的大成至圣先師，這在現在還是如此，常穿利屣，即等于現在之穿高跟皮鞋，可以儼然居炎漢〔５〕“摩登女郎”之列，于是乎雖是名門淑女，腳尖也就不免尖了起來。先是倡伎尖，后是摩登女郎尖，再后是大家閨秀尖，最后才是“小家碧玉”〔６〕一齊尖。待到這些“碧玉”們成了祖母時，就入于利屣制度統一腳壇的時代了。

　　當民國初年，“不佞”觀光北京的時候，听人說，北京女人看男人是否漂亮（自按：蓋即今之所謂“摩登”也）的時候，是從腳起，上看到頭的。所以男人的鞋襪，也得留心，腳樣更不消說，當然要弄得齊齊整整，這就是天下之所仁有“包腳布”的原因。倉頡造字，我們是知道的，誰造這布的呢，卻還沒有研究出。但至少是“古已有之”，唐朝張族鳥作的《朝野僉載》〔７〕罷，他說武后朝有一位某男士，將腳裹得窄窄的，人們見了都發笑。可見盛唐之世，就已有了這一种玩意儿，不過還不是很极端，或者還沒有很普及。然而好像終于普及了。由宋至清，綿綿不絕，民元革命以后，革了与否，我不知道，因為我是專攻考“古”學的。

　　然而奇怪得很，不知道怎的（自按：此處似略失學者態度），女士們之對于腳，尖還不夠，并且勒令它“小”起來了，最高模范，還竟至于以三寸為度。這么一來，可以不必兼買利屣和方頭履兩种，從經濟的觀點來看，是不算坏的，可是從衛生的觀點來看，卻未免有些“過火”，換一句話，就是“走了极端”了。

　　我中華民族雖然常常的自命為愛“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實是頗不免于過激的。譬如對于敵人罷，有時是壓服不夠，還要“除惡務盡”，殺掉不夠，還要“食肉寢皮”〔８〕。但有時候，卻又謙虛到“侵略者要進來，讓他們進來。也許他們會殺了十万中國人。不要緊，中國人有的是，我們再有人上去”。這真教人會猜不出是真痴還是假呆。而女人的腳尤其是一個鐵證，不小則已，小則必求其三寸，宁可走不成路，擺擺搖搖。慨自辮子肅清以后，纏足本已一同解放的了，老新党的母親們，鑒于自己在皮鞋里塞棉花之麻煩，一時也确給她的女儿留了天足。然而我們中華民族是究竟有些“极端”的，不多久，老病复發，有些女士們已在別想花樣，用一枝細黑柱子將腳跟支起，叫它离開地球。她到底非要她的腳變把戲不可。由過去以測將來，則四朝（假如仍舊有朝代的話）之后，全國女人的腳趾都和小腿成一直線，是可以有八九成把握的。

　　然則圣人為什么大呼“中庸”呢？曰：這正因為大家并不中庸的緣故。人必有所缺，這才想起他所需。窮教員養不活老婆了，于是覺到女子自食其力說之合理，并且附帶地向男女平權論盧頭；富翁胖到要發哮喘病了，才去打高而富球，從此主張運動的緊要。我們平時，是決不記得自己有一個頭，或一個肚子，應該加以优待的，然而一旦頭痛肚瀉，這才記起了他們，并且大有休息要緊，飲食小心的議論。倘有誰听了這些議論之后，便貿貿然決定這議論者為衛生家，可就失之十丈，差以億里了。

　　倒相反，他是不衛生家，議論衛生，正是他向來的不衛生的結果的表現。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９〕以孔子交游之廣，事實上沒法子只好尋狂狷相与，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著“中庸，中庸”的原因。

　　以上的推定假使沒有錯，那么，我們就可以進而推定孔子晚年，是生了胃病的了。“割不正不食”，這是他老先生的古板規矩，但“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的條令卻有些稀奇。他并非百万富翁或能收許多版稅的文學家，想不至于這么奢侈的，除了只為衛生，意在容易消化之外，別無解法。況且“不撤姜食”〔１０〕，又簡直是省不掉暖胃藥了。何必如此獨厚于胃，念念不忘呢？曰，以其有胃病之故也。

　　倘說：坐在家里，不大走動的人們很容易生胃病，孔子周游列國〔１１〕，運動王公，該可以不生病證的了。那就是犯了知今而不知古的錯誤。蓋當時花旗白面〔１２〕，尚未輸入，土磨麥粉，多含灰沙，所以分量較今面為重；國道尚未修成，泥路甚多凹凸，孔子如果肯走，那是不大要緊的，而不幸他偏有一車兩馬。胃里袋著沉重的面食，坐在車子里走著七高八低的道路，一顛一頓，一掀一墜，胃就被墜得大起來，消化力隨之減少，時時作痛；每餐非吃“生姜”不可了。所以那病的名目，該是“胃擴張”；那時候，則是“晚年”，約在周敬王十年以后。

　　以上的推定，雖然簡略，卻都是“讀書得間”的成功。但若急于近功，妄加猜測，即很容易陷于“多疑”的謬誤。例如罷，二月十四日《申報》載南京專電云：“中執委會令各級党部及人民團体制‘忠孝仁愛信義和平’〔１３〕匾額，懸挂禮堂中央，以資啟迪。”看了之后，切不可便推定為各要人譏大家為“忘八”〔１４〕；三月一日《大晚報》〔１５〕載新聞云：“孫總理夫人宋慶齡女士自歸國寓滬后，關于政治方面，不聞不問，惟對社會團体之組織非常熱心。据本報記者所得報告，前日有人由郵政局致宋女士之索詐信K（自按：原缺）件，業經本市稻峙勺□示旨觳櫬觳樵輩榛瘢苯髡┬*截留，轉輾呈報市府。”看了之后，也切不可便推定雖為總理夫人宋女士的信件，也常在郵局被當局派員所檢查。

　　蓋雖“學匪派考古學”，亦當不离于“學”，而以“考古”為限的。

　　三月四日夜。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六日《論語》第十三期，署名何干。

　　〔２〕《雜事秘辛》筆記小說，一卷，舊題無名氏撰，偽托為東漢佚書，實為明代楊慎（號升庵）作。寫東漢桓帝（劉志）選梁瑩為妃的故事。其中有一段描寫梁瑩的腳：“足長八寸，跗丰研，底平指斂，約縑迫襪，收束微如禁中。”楊慎在該書跋語中說：“予嘗搜考弓足原始，不得。及見‘約縑迫襪，收束微如禁中’語，則纏足后漢已自有之。”按楊慎是持纏足起源較早一說的。

　　〔３〕“利屣”一种舞鞋。《史記·貨殖列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a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

　　〔４〕“潭腿”拳術的一种，相傳由清代山東龍潭寺的和尚創立，故稱。

　　〔５〕炎漢即漢代。過去陰陽家用金木水火土五行（也稱五德）相生相克的循環變化來說明王朝更替；他們認為漢朝屬火，故稱“炎漢”。

　　〔６〕“小家碧玉”語出南朝樂府《碧玉歌》：“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貴德”。碧玉原系人名，舊時常以“小家碧玉”稱小康人家的少女。〔７〕《朝野僉載》唐代張族鳥作，內容系記載唐代的故事和瑣聞。按該書沒有魯迅所引一事的記載。

　　〔８〕“除惡務盡”語出《尚書·泰誓》：“樹德欲滋，除惡務本。”“食肉寢皮”，語出《左傳》襄公二十一年：“然二子者，譬如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９〕語見《論語·子路》。据宋代朱熹注：“行，道也。

　　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余。”〔１０〕“割不正不食”、“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不撤姜食”等語，都見《論語·鄉党》。

　　〔１１〕孔子周游列國孔丘于魯定公十二年至魯哀公十一年（前４９８—前４８４）离開魯國，周游宋、衛、陳、蔡、齊、楚等國，游說諸侯，終不見用。

　　〔１２〕花旗白面由美國進口的面粉。

　　〔１３〕“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當時國民党政客戴季陶等宣揚的所謂“八德”。國民党當局為了加強其封建法西斯統治，強令机關團体將它制匾懸挂于禮堂，國民党教育部又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宣布以此為“小學公民訓練標准”。〔１４〕“忘八”封建時代流行的俗語，指忘記了概括封建道德要義的“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個字的最后一個“恥”字，也即“無恥”的意思。

　　〔１５〕《大晚報》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在上海創刊，張竹平創辦，后為國民党財閥孔祥熙收買，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停刊。





又論“第三种人”

　　戴望舒〔２〕先生遠遠的從法國給我們一封通信，敘述著法國ＡAＥAＡAＲA（革命文藝家協會）得了紀德〔３〕的參加，在三月二十一日召集大會，猛烈的反抗德國法西斯諦的情形，并且紹介了紀德的演說，發表在六月號的《現代》上。法國的文藝家，這樣的仗義執言的舉動是常有的：較遠，則如左拉為德來孚斯打不平〔４〕，法朗士當左拉改葬時候的講演〔５〕；較近，則有羅曼羅蘭的反對戰爭。但這回更使我感到真切的歡欣，因為問題是當前的問題，而我也正是憎惡法西斯諦的一個。不過戴先生在報告這事實的同時，一并指明了中國左翼作家的“愚蒙”和像軍閥一般的橫暴，我卻還想來說几句話。但希望不要誤會，以為意在辯解，希圖中國也從所謂“第三种人”得到對于德國的被壓迫者一般的聲援，——并不是的。中國的焚禁書報，封閉書店，囚殺作者，實在還遠在德國的白色恐怖以前，而且也得到過世界的革命的文藝家的抗議了。〔６〕我現在要說的，不過那通然里的必須指出的几點。

　　那通信敘述過紀德的加入反抗運動之后，說道——“在法國文壇中，我們可以說紀律是‘第三种人’，……自從他在一八九一年……起，一直到現在為止，他始終是一個忠實于他的藝術的人。然而，忠實于自己的藝術的作者，不一定就是資產階級的‘幫閒者’，法國的革命作家沒有這种愚蒙的見解（或者不如說是精明的策略），因此，在熱烈的歡迎之中，紀德便在群眾之間發言了。”

　　這就是說：“忠實于自己的藝術的作者”，就是“第三种人”，而中國的革命作家，卻“愚蒙”到指這种人為全是“資產階級的幫閒者”，現在已經由紀德證實，是“不一定”的了。這里有兩個問題應該解答。

　　第一，是中國的左翼理論家是否真指“忠實于自己的藝術的作者”為全是“資產階級的幫閒者”？据我所知道，卻并不然。左翼理論家無論如何“愚蒙”，還不至于不明白“為藝術的藝術”在發生時，是對于一种社會的成規的革命，但待到新興的戰斗的藝術出現之際，還拿著這老招牌來明明暗暗阻礙他的發展，那就成為反動，且不只是“資產階級的幫閒者”了。至于“忠實于自己的藝術的作者”，卻并未視同一律。因為不問那一階級的作家，都有一個“自己”，這“自己”，就都是他本階級的一分子，忠實于他自己的藝術的人，也就是忠實于他本階級的作者，在資產階級如此，在無產階級也如此。這是极顯明粗淺的事實，左翼理論家也不會不明白的。但這位——戴先生用“忠實于自己的藝術”來和“為藝術的藝術”掉了一個包，可真顯得左翼理論家的“愚蒙”透頂了。

　　第二，是紀德是否真是中國所謂的“第三种人”？我沒有讀過紀德的書，對于作品，沒有加以批評的資格。但我相信：創作和演說，形式雖然不同，所含的思想是決不會兩樣的。我可以引出戴先生所紹介的演說里的兩段來——“有人會對我說：‘在蘇聯也是這樣的。’那是可能的事；但是目的卻是完全兩樣的，而且，為了要建設一個新社會起見，為了把發言權給与那些一向做著受壓迫者，一向沒有發言權的人們起見，不得已的矯枉過正也是免不掉的事。

　　“我為什么并怎樣會在這里贊同我在那邊所反對的事呢？那就是因為我在德國的恐怖政策中，見到了最可歎最可憎的過去底再演，在蘇聯的社會創設中，我卻見到一個未來的無限的允約。”

　　這說得清清楚楚，雖是同一手段，而他卻因目的之不同而分為贊成或反抗。蘇聯十月革命后，側重藝術的“綏拉比翁的兄弟們”這團体，也被稱為“同路人”，但他們卻并沒有這么積极。中國關于“第三种人”的文字，今年已經匯印了一本專書〔７〕，我們可以查一查，凡自稱為“第三种人”的言論，可有絲毫近似這樣的意見的么？倘其沒有，則我敢決定地說，“不可以說紀德是‘第三种人’”。

　　然而正如我說紀德不像中國的“第三种人”一樣，戴望舒先生也覺得中國的左翼作家和法國的大有賢愚之別了。他在參加大會，為德國的左翼藝術家同伸義憤之后，就又想起了中國左翼作家的愚蠢橫暴的行為。于是他臨末禁不住感慨——

　　“我不知道我國對于德國法西斯諦的暴行有沒有什么表示。正如我們的軍閥一樣，我們的文藝者也是勇于內戰的。在法國的革命作家們和紀德攜手的時候，我們的左翼作家想必還在把所謂‘第三种人’當作唯一的敵手吧！”

　　這里無須解答，因為事實具在：我們這里也曾經有一點表示〔８〕，但因為和在法國兩樣，所以情形也不同；刊物上也久不見什么“把所謂‘第三种人’當作唯一的敵手”的文章，不再內戰，沒有軍閥气味了。戴先生的豫料，是落了空的。

　　然而中國的左翼作家，這就和戴先生意中的法國左翼作家一樣賢明了么？我以為并不這樣，而且也不應該這樣的。如果聲音還沒有全被削除的時候，對于“第三种人”的討論，還极有從新提起和展開的必要。戴先生看出了法國革命作家們的隱衷，覺得在這危急時，和“第三种人”攜手，也許是“精明的策略”。但我以為單靠“策略”，是沒有用的，有真切的見解，才有精明的行為，只要看紀德的講演，就知道他并不超然于政治之外，決不能貿貿然稱之為“第三种人”，加以歡迎，是不必別具隱衷的。不過在中國的所謂“第三种人”，卻還复雜得很。

　　所謂“第三种人”，原意只是說：站在甲乙對立或相斗之外的人。但在實際上，是不能有的。人体有胖和瘦，在理論上，是該能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种人的，然而事實上卻并沒有，一加比較，非近于胖，就近于瘦。文藝上的“第三种人”也一樣，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罷，其實是總有些偏向的，平時有意的或無意的遮掩起來，而一遇切要的事故，它便會分明的顯現。如紀德，他就顯出左向來了；別的人，也能從几句話里，分明的顯出。所以在這混雜的一群中，有的能和革命前進，共鳴；有的也能乘机將革命中傷，軟化，曲解。左翼理論家是有著加以分析的任務的。

　　如果這就等于“軍閥”的內戰，那么，左翼理論家就必須更加繼續這內戰，而將營壘分清，拔去了從背后射來的毒箭！

　　六月四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文學》第一卷第一號。

　　〔２〕戴望舒（１９０５—１９５０）浙江杭縣（今余抗）人，詩人。著有詩集《望舒草》、《災難的歲月》等。他寫的《法國通訊——關于文藝界的反法西斯蒂運動》，載《現代》第三卷第二期（一九三三年六月）。

　　〔３〕紀德（ＡAＧｉｄｅ，１８６９—１９５１）法國小說家。著有《窄門》*《地糧》、《田園交響曲》等。一九三二年初發表《日記抄》，聲稱“對于現在及將來要發生的許多事件，尤其是蘇聯的狀態，抱著太深切的關心”，并表示了對馬克思主義的“興趣”。一九三六年發表《從蘇聯歸來》一書，攻擊蘇聯。

　　〔４〕左拉（Ｅ·Ｚｏｌａ，１８４０—１９０２）法國作家。著有長篇小說《萌芽》、《崩潰》、《娜娜》等。一八九四年，法國的猶太籍軍官德萊孚斯受到軍事當局誣告，以泄漏軍事机密罪被判處終身苦役。此事曾引起各界進步人士的不滿。一八九七年，左拉對此案的材料作了研究后，确信德萊孚斯的無辜，就給總統佛爾寫了一封《我控訴》的公開信，控訴法國政府、法庭和總參謀部違反法律和人權；由此他被判一年徒刑和罰金，因而逃往英國倫敦。

　　〔５〕法朗士在左拉改葬時的講演在德萊孚斯事件中，法朗士曾和左拉一樣為德萊孚斯進肯辯護。一九○二年十月五日左拉安葬時，他發表演說，肯定左拉生前的正義行動，譴責當局對左拉的迫害。一九○六年七月十九日德萊孚斯案件得到平反后，他又在法國“人權同盟”組織的向左拉“表示感謝并致敬”的群眾集會（在左拉墓前舉行）上發表第二次演說，稱左拉為“偉大的公民”，號召人們不要忘記陷害無辜者的罪人，要“沿著正義和善良的道路前進”。并向法國國會提出建立“左拉先賢祠”法案的要求。（法朗士：《社會生活三十年》）按左拉原葬于巴黎蒙瑪特公墓，后改葬于法國“先賢祠”。〔６〕一九三一年國民党政府殺害了柔石等革命作家，當時國際革命作家如蘇聯法捷耶夫、法國巴比塞、美國果爾德等人都曾強烈抗議國民党的暴行。

　　〔７〕指蘇汶編的《文藝自由論辯集》。該書收入“第三种人”自己所寫的文章和別人批評“第三种人”的文章共二十篇，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現代書局出版。

　　〔８〕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日，魯迅和宋慶齡、楊杏佛等，到上海德國領事館遞交《為德國法西斯壓迫民權摧殘文化的抗議書》，次日并將抗議書在《申報》上發表。





真假堂吉訶德

　　西洋武士道〔２〕的沒落產生了堂·吉訶德那樣的戇大。他其實是個十分老實的書呆子。看他在黑夜里仗著寶劍和風車開仗，〔３〕的确傻相可掬，覺得可笑可怜。

　　然而這是真正的吉訶德。中國的江湖派和流氓种子，卻會愚弄吉訶德式的老實人，而自己又假裝著堂·吉訶德的姿態。《儒林外史》上的几位公子，慕游俠劍仙之為人，結果是被這种假吉訶德騙去了几百兩銀子，換來了一顆血淋淋的豬頭，〔４〕——那豬算是俠客的“君父之仇”了。

　　真吉訶德的做傻相是由于自己愚蠢，而假吉訶德是故意做些傻相給別人看，想要剝削別人的愚蠢。

　　可是中國的老百姓未必都還這么蠢笨，連這點儿手法也看不出來。

　　中國現在的假吉訶德們，何嘗不知道大刀不能救國，他們卻偏要舞弄著，每天“殺敵几百几千”的亂嚷，還有人“特制鋼刀九十九，去贈送前敵將士”〔５〕。可是，為著要殺豬起見，又舍不得飛机捐〔６〕，于是乎“武器不精良”的宣傳，一面作為節節退卻或者“誘敵深入”〔７〕的解釋，一面又借此搜括一些殺豬經費。可惜前有慈禧太后〔８〕，后有袁世凱，——清末的興复海軍捐建設了頤和園，民四的“反日”愛國儲金〔９〕，增加了討伐當時革命軍的軍需，——不然的話，還可以說現在發現了一個新發明。

　　他們何嘗不知道“國貨運動”〔１０〕振興不了什么民族工業，國際的財神爺扼住了中國的喉嚨，連气也透不出，甚么“國貨”都跳不出這些財神的手掌心。然而“國貨年”是宣布了，“國貨商場”是成立了，像煞有介事的，仿佛抗日救國全靠一些戴著假面具的買辦多賺几個錢。這錢還是從豬狗牛馬身上剝削來的。不听見“增加生產力”，“勞資合作共赴國難”的呼聲么？原本不把小百姓當人看待，然而小百姓做了豬狗牛馬還是要負“救國責任”！結果，豬肉供給假吉訶德吃，而豬頭還是要斫下來，挂出去，以為“搗亂后方”者戒。

　　他們何嘗不知道什么“中國固有文化”咒不死帝國主義，無論念几千万遍“不仁不義”或者金光明咒〔１１〕，也不會触發日本地震，使它陸沉大海。然而他們故意高喊恢复“民族精神”，仿佛得了什么祖傳秘訣。意思其實很明白，是要小百姓埋頭治心，多讀修身教科書。這固有文化本來毫無疑義：是岳飛式的奉旨不抵抗〔１２〕的忠，是听命國聯爺爺的孝，是斫豬頭，吃豬肉，而又遠庖廚〔１３〕的仁愛，是遵守賣身契約的信義，是“誘敵深入”的和平。而且，“固有文化”之外，又提倡什么“學術救國”，引證西哲菲希德〔１４〕之言等類的居心，又何嘗不是如此。

　　假吉訶德的這些傻相，真教人哭笑不得；你要是把假痴假呆當做真痴真呆，當真認為可笑可怜，那就未免傻到不可救藥了。

　　四月十一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五日《申報月刊》第二卷第六號，署名洛文。

　　〔２〕武士道原指日本幕府時代武士所遵守的封建道德（忠君、節義、勇武、堅忍等）。西洋武士道，指西歐騎士精神。騎士，西歐中世紀封建時代的軍人，屬小封建主。他們標榜忠誠篤實，尚任俠，好冒險，崇尚愛情，艷羡貴婦。騎士盛行于十一至十四世紀，后因封建制解体和武器、戰術的改進，漸趨沒落。

　　〔３〕堂·吉訶德仗著寶劍和風車打仗的事，見《堂吉訶德》第八章。

　　〔４〕《儒林外史》第十二回寫有婁姓兩公子被張鐵臂騙取白銀五百兩的事。

　　〔５〕“特制鋼刀”的事，見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申報》：上海有個叫王述的人，特別定制大刀九十九把，捐贈給當時防守喜峰口等處的宋哲元部隊。

　　〔６〕飛机捐一九三三年初，國民党政府決定舉辦航空救國飛机捐。稍后，組織中華航空救國會（后改名為中國航空協會），在各地發行航空獎券，強行募捐。

　　〔７〕“誘敵深入”九一八事變后，國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不斷喪失國土，卻妄說是戰略上的“誘敵深入”。這類欺騙宣傳充斥于當時的反動報刊，如一九三三年二月六日南京《救國日報》的社論中就說：“浸使政府為戰略關系，須暫時放棄北平以便引敵深入聚而殲之……故吾主張政府應嚴厲責成張學良，使之以武力制止反對運動，若不得已，雖流血亦所不辭。”

　　〔８〕慈禧太后（１８８５—１９０８）滿族，即葉赫那拉氏，咸丰帝妃，同治繼位后被尊為太后，成為清末同治、光緒兩朝的實際統治者。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她把建設北洋艦隊的海軍經費八千万兩白銀，移用于修建頤和園。

　　〔９〕“反日”愛國儲金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五月九日，袁世凱接受了日本帝國主義提出的侵略中國的“二十一條”，北京、上海等地群眾為了反日救國，曾發起救國儲金，并成立了救國儲金團。但儲金團卻為袁世凱所把持，儲金存入當時他所控制的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并被他挪用為活動帝制的經費。

　　〔１０〕“國貨運動”一九三三年，上海工商界發起將該年定為“國貨年”，在元旦舉行游行大會，并成立“國貨商場”和“中華國貨產銷合作協會”，出版《國貨周刊》，宣揚“國貨救國”。〔１１〕金光明咒指《金光明經》，佛經的一种。“九一八”以后，上海、北平等地國民党“要人”紛紛聯名發起“金光明道場”之類的所謂“佛法救國”活動。一九三二年七月十六日上海《時事新報》以《發起金光明道場戴季陶先生之“經咒救國”》為題，報導了這類活動。〔１２〕岳飛奉旨不抵抗岳飛在抗金中戰功卓著，但主張議和的宋高宗（趙构）听信內奸秦檜的讒言，在一天內連下十二道金牌把他從前線召回，并以“謀反”的罪名將他下獄處死。〔１３〕遠庖廚語見《孟子·梁惠王》：“君子之于禽畜也，見其生不忍見甚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１４〕菲希德（ＪAＧAＦｉｃｈｔｅ，１７６２—１８１４）通譯費希特，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著有《知識學基礎》、《人的天職》等。他主張用科技強化德意志民族，強調民族至上。






祝《濤聲》

　　《濤聲》的壽命有這么長，想起來實在有點奇怪的。

　　大前年和前年，所謂作家也者，還有什么什么會，標榜著什么什么文學，到去年就渺渺茫茫了，今年是大抵化名辦小報，賣消息；消息那里有這么多呢，于是造謠言。先前的所謂作家還會聯成黑幕小說，現在是聯也不會聯了，零零碎碎的塞進讀者的腦里去，使消息和秘聞之類成為他們的全部大學問。這功績的褒獎是稿費之外，還有消息獎，“挂羊頭賣狗肉”也成了過去的事，現在是在“賣人肉”了。于是不“賣人肉”的刊物及其作者們，便成為被賣的貨色。這也是無足奇的，中國是農業國，而麥子卻要向美國定購，獨有出賣小孩，只要几百錢一斤，則古文明國中的文藝家，當然只好賣血，尼采說過：“我愛血寫的書”〔２〕呀。

　　然而《濤聲》尚存，這就是我所謂“想起來實在有點奇怪”。

　　這是一种幸運，也是一個缺點。看現在的景況，凡有敕准或默許其存在的，倒往往會被一部分人們搖頭。有人批評過我，說，只要看魯迅至今還活著，就足見不是一個什么好人。這是真的，自民元革命以至現在，好人真不知道被害死了多少了，不過誰也沒有記一篇准賬。這事實又教坏了我，因為我知道即使死掉，也不過給他們大賣消息，大造謠言，說我的被殺，其實是為了金錢或女人關系。所以，名列于該殺之林〔３〕則可，懸梁服毒，是不來的。

　　《濤聲》上常有赤膊打仗，拚死拚活的文章，這脾气和我很相反，并不是幸存的原因。我想，那幸運而且也是缺點之處，是在總喜歡引古證今，帶些學究气。中國人雖然自夸“四千余年古國古”，可是十分健忘的，連民族主義文學家，也會認成吉斯汗為老祖宗〔４〕，則不宜与之談古也可見。上海的市儈們更不需要這些，他們感到興趣的只是今天開獎，鄰右爭風；眼光遠大的也不過要知道名公如何游山，闊人和誰要好之類；高尚的就看什么學界瑣聞，文壇消息。總之，是已將生命割得零零碎碎了。

　　這可以使《濤聲》的銷路不見得好，然而一面也使《濤聲》長壽。文人學士是清高的，他們現在也更加聰明，不再恭維自己的主子，來著痕跡了。他們只是排好暗箭，拿定糞帚，監督著應該俯伏著的奴隸們，看有誰抬起頭來的，就射過去，洒過去，結果也許會終于使這人被綁架或被暗殺，由此使民國的國民一律“平等”。《濤聲》在銷路上的不大出頭，也正給它逃了暫時的性命，不過，也還是很難說，因為“不測之威”，也是古來就有的。

　　我是愛看《濤聲》的，并且以為這樣也就好。然而看近來，不談政治呀，仍談政治呀，似乎更加不大安分起來，則我的那些忠告，對于“烏鴉為記”〔５〕的刊物，恐怕也不見得有效。

　　那么，“祝”也還是“白祝”，我也只好看一張，算一張了。昔人詩曰，“喪亂死多門”〔６〕，信夫！

　　八月六日。

　　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濤聲》上，果然發出《休刊辭》來，開首道：“十一月二十日下午，本刊奉令繳還登記證，‘民亦勞止，汔可小康’〔７〕。我們准備休息一些時了。

　　……”這真是康有為所說似的“不幸而吾言中”，豈不奇而不奇也哉。十二月三十一夜，補記。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月十九日《濤聲》第二卷第三十一期。

　　〔２〕“我愛血寫的書”參看本卷第２５頁注〔５〕。〔３〕名列于該殺之林一九三三年一月，作者參加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并被舉為執行委員，因此招致國民党的忌恨。同年六月；該盟副會長楊杏佛遭暗殺，作者也被列入黑名單。

　　〔４〕這里說的民族主義文學家，指黃震遐。參看《二心集·“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

　　〔５〕“烏鴉為記”的刊物指《濤聲》。它自第一卷第二十一期起，刊頭上印有烏鴉的圖案。

　　〔６〕“喪亂死多門”語見唐代杜甫《白馬》詩。〔７〕“民亦勞止，汔可小康”語見《詩經·大雅·民勞》。汔，庶几，差不多。

　　上海的少女〔１〕

　　在上海生活，穿時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如果一身舊衣服，公共電車的車掌會不照你的話停車，公園看守會格外認真的檢查入門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門丁會不許你走正門。所以，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條洋服褲子卻每晚必須壓在枕頭下，使兩面褲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

　　然而更便宜的是時髦的女人。這在商店里最看得出：挑選不完，決斷不下，店員也還是很能忍耐的。不過時間太長，就須有一种必要的條件，是帶著一點風騷，能受几句調笑。否則，也會終于引出普通的白眼來。

　　慣在上海生活了的女性，早已分明地自覺著這种自己所具的光榮，同時也明白著這种光榮中所含的危險。所以凡有時髦女子所表現的神气，是在招搖，也在固守，在羅致，也在抵御，像一切异性的親人，也像一切异性的敵人，她在喜歡，也正在惱怒。這神气也傳染了未成年的少女，我們有時會看見她們在店舖里購買東西，側著頭，佯嗔薄怒，如臨大敵。自然，店員們是能像對于成年的女性一樣，加以調笑的，而她也早明白著這調笑的意義。總之：她們大抵早熟了。

　　然而我們在日報上，确也常常看見誘拐女孩，甚而至于凌辱少女的新聞。

　　不但是《西游記》〔２〕里的魔王，吃人的時候必須童男和童女而已，在人類中的富戶豪家，也一向以童女為侍奉，縱欲，鳴高，尋仙，采補的材料，恰如食品的饜足了普通的肥甘，就想乳豬芽茶一樣。現在這現象并且已經見于商人和工人里面了，但這乃是人們的生活不能順遂的結果，應該以饑民的掘食草根樹皮為比例，和富戶豪家的縱恣的變態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但是，要而言之，中國是連少女也進了險境了。

　　這險境，更使她們早熟起來，精神已是成人，肢体卻還是孩子。俄國的作家梭羅古勃曾經寫過這一种類型的少女，說是還是小孩子，而眼睛卻已經長大了。〔３〕然而我們中國的作家是另有一种稱贊的寫法的：所謂“嬌小玲瓏”者就是。八月十二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五日《申報月刊》第二卷第九號，署名洛文。

　　〔２〕《西游記》長篇小說，明代吳承恩著，一百回。寫唐僧（玄奘）在孫悟空等護送下到西天取經，沿途戰胜妖魔險阻的故事。〔３〕梭羅古勃在長篇小說《小鬼》中，描寫過一群早熟的少女。上海的儿童〔１〕

　　上海越界筑路〔２〕的北四川路一帶，因為打仗，去年冷落了大半年，今年依然熱鬧了，店舖從法租界搬回，電影院早經開始，公園左近也常見攜手同行的愛侶，這是去年夏天所沒有的。

　　倘若走進住家的弄堂里去，就看見便溺器，吃食擔，蒼蠅成群的在飛，孩子成隊的在鬧，有劇烈的搗亂，有發達的罵詈，真是一個亂烘烘的小世界。但一到大路上，映進眼帘來的卻只是軒昂活潑地玩著走著的外國孩子，中國的儿童几乎看不見了。但也并非沒有，只因為衣褲郎當，精神萎靡，被別人壓得像影子一樣，不能醒目了。

　　中國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兩种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點也不管，罵人固可，打人亦無不可，在門內或門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無能力。其二，是終日給以冷遇或呵斥，甚而至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縮，仿佛一個奴才，一個傀儡，然而父母卻美其名曰“听話”，自以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他到外面來，則如暫出樊籠的小禽，他決不會飛鳴，也不會跳躍。

　　現在總算中國也有印給儿童看的畫本了，其中的主角自然是儿童，然而畫中人物，大抵倘不是帶著橫暴冥頑的气味，甚而至于流氓模樣的，過度的惡作劇的頑童，就是鉤頭聳背，低眉順眼，一副死板板的臉相的所謂“好孩子”。這雖然由于畫家本領的欠缺，但也是取儿童為范本的，而從此又以作供給儿童仿效的范本。我們試一看別國的儿童畫罷，英國沉著，德國粗豪，俄國雄厚，法國漂亮，日本聰明，都沒有一點中國似的衰憊的气象。觀民風是不但可以由詩文，也可以由圖畫，而且可以由不為人們所重的儿童畫的。

　　頑劣，鈍滯，都足以使人沒落，滅亡。童年的情形，便是將來的命運。我們的新人物，講戀愛，講小家庭，講自立，講享樂了，但很少有人為儿女提出家庭教育的問題，學校教育的問題，社會改革的問題。先前的人，只知道“為儿孫作馬牛”，固然是錯誤的，但只顧現在，不想將來，“任儿孫作馬牛”，卻不能不說是一個更大的錯誤。

　　八月十二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五日《申報月刊》第二卷第九號，署名洛文。

　　〔２〕越界筑路指當時上海租界當局越出租界范圍以外修筑馬路的區域。






作文秘訣

　　現在竟還有人寫信來問我作文的秘訣。

　　我們常常听到：拳師教徒弟是留一手的，怕他學全了就要打死自己，好讓他稱雄。在實際上，這樣的事情也并非全沒有，逢蒙殺羿〔２〕就是一個前例。逢蒙遠了，而這种古气是沒有消盡的，還加上了后來的“狀元癮”，科舉雖然久廢，至今總還要爭“唯一”，爭“最先”。遇到有“狀元癮”的人們，做教師就危險，拳棒教完，往往免不了被打倒，而這位新拳師來教徒弟時，卻以他的先生和自己為前車之鑒，就一定留一手，甚而至于三四手，于是拳術也就“一代不如一代”了。

　　還有，做醫生的有秘方，做廚子的有秘法，開點心舖子的有秘傳，為了保全自家的衣食，听說這還只授儿婦，不教女儿，以免流傳到別人家里去，“秘”是中國非常普遍的東西，連關于國家大事的會議，也總是“內容非常秘密”，大家不知道。但是，作文卻好像偏偏并無秘訣，假使有，每個作家一定是傳給子孫的了，然而祖傳的作家很少見。自然，作家的孩子們，從小看慣書籍紙筆，眼格也許比較的可以大一點罷，不過不見得就會做。目下的刊物上，雖然常見什么“父子作家”“夫婦作家”的名稱，仿佛真能從遺囑或情書中，密授一些什么秘訣一樣，其實乃是肉麻當有趣，妄將做官的關系，用到作文上去了。

　　那么，作文真就毫無秘訣么？卻也并不。我曾經講過几句做古文的秘訣〔３〕，是要通篇都有來歷，而非古人的成文；也就是通篇是自己做的，而又全非自己所做，個人其實并沒有說什么；也就是“事出有因”，而又“查無實据”。到這樣，便“庶几乎免于大過也矣”了。簡而言之，實不過要做得“今天天气，哈哈哈……”而已。

　　這是說內容。至于修辭，也有一點秘訣：一要蒙朧，二要難懂。那方法，是：縮短句子，多用難字。譬如罷，作文論秦朝事，寫一句“秦始皇乃始燒書”，是不算好文章的，必須翻譯一下，使它不容易一目了然才好。這時就用得著《爾雅》，《文選》〔４〕了，其實是只要不給別人知道，查查《康熙字典》〔５〕也不妨的。動手來改，成為“始皇始焚書”，就有些“古”起來，到得改成“政俶燔典”，那就簡直有了班馬〔６〕气，雖然跟著也令人不大看得懂。但是這樣的做成一篇以至一部，是可以被稱為“學者”的，我想了半天，只做得一句，所以只配在雜志上投稿。

　　我們的古之文學大師，就常常玩著這一手。班固先生的“紫色聲，余分閏位”〔７〕，就將四句長句，縮成八字的；揚雄先生的“蠢迪檢柙”〔８〕，就將“動由規矩”這四個平常字，翻成難字的。《綠野仙蹤》記塾師詠“花”〔９〕，有句云：“媳釵俏矣儿書廢，哥罐聞焉嫂棒傷。”自說意思，是儿婦折花為釵，雖然俏麗，但恐儿子因而廢讀；下聯較費解，是他的哥哥折了花來，沒有花瓶，就插在瓦罐里，以嗅花香，他嫂嫂為防微杜漸起見，竟用棒子連花和罐一起打坏了。這算是對于冬烘先生的嘲笑。然而他的作法，其實是和揚班并無不合的，錯只在他不用古典而用新典。這一個所謂“錯”，就使《文選》之類在遺老遺少們的心眼里保住了威靈。

　　做得蒙朧，這便是所謂“好”么？答曰：也不盡然，其實是不過掩了丑。但是，“知恥近乎勇”〔１０〕，掩了丑，也就仿佛近乎好了。摩登女郎披下頭發，中年婦人罩上面紗，就都是蒙朧術。人類學家解釋衣服的起源有三說：一說是因為男女知道了性的羞恥心，用這來遮羞；一說卻以為倒是用這來刺激；還有一种是說因為老弱男女，身体衰瘦，露著不好看，蓋上一些東西，借此掩掩丑的。從修辭學的立場上看起來，我贊成后一說。現在還常有駢四儷六，典麗堂皇的祭文，挽聯，宣言，通電，我們倘去查字典，翻類書，剝去它外面的裝飾，翻成白話文，試看那剩下的是怎樣的東西呵！？

　　不懂當然也好的。好在那里呢？即好在“不懂”中。但所慮的是好到令人不能說好丑，所以還不如做得它“難懂”：有一點懂，而下一番苦功之后，所懂的也比較的多起來。我們是向來很有崇拜“難”的脾气的，每餐吃三碗飯，誰也不以為奇，有人每餐要吃十八碗，就鄭重其事的寫在筆記上；用手穿針沒有人看，用腳穿針就可以搭帳篷賣錢；一幅畫片，平淡無奇，裝在匣子里，挖一個洞，化為西洋鏡，人們就張著嘴熱心的要看了。況且同是一事，費了苦功而達到的，也比并不費力而達到的的可貴。譬如到什么廟里去燒香罷，到山上的，比到平地上的可貴；三步一拜才到廟里的廟，和坐了轎子一徑抬到的廟，即使同是這廟，在到達者的心里的可貴的程度是大有高下的。作文之貴乎難懂，就是要使讀者三步一拜，這才能夠達到一點目的的妙法。

　　寫到這里，成了所講的不但只是做古文的秘訣，而且是做騙人的古文的秘訣了。但我想，做白話文也沒有什么大兩樣，因為它也可以夾些僻字，加上蒙朧或難懂，來施展那變戲法的障眼的手巾的。倘要反一調，就是“白描”。

　　“白描”卻并沒有秘訣。如果要說有，也不過是和障眼法反一調：有真意，去粉飾，少做作，勿賣弄而已。十一月十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申報月刊》第二卷第十二號，署名洛文。

　　〔２〕逢蒙殺羿見《孟子·离婁》：“逢蒙學射于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于是殺羿。”按逢蒙亦作逢蒙。〔３〕指一九三○年寫的《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訣》，后收入《二心集》。

　　〔４〕《爾雅》我國最早解釋詞義的書，大概成書于春秋至西漢初年，今本十九篇。《文選》，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編選的從先秦到齊、梁的各体文章的總集，共六十卷。

　　〔５〕《康熙字典》清代康熙年間張玉書等奉旨編撰，共四十二卷，收四万七千余字，一七一六年（康熙五十五年）開始印行。〔６〕班馬指班固、司馬遷。他們都是漢代史學家、文學家。〔７〕“紫色聲，余分閏位”語見《漢書·王莽傳》，指王莽“篡位”這件事。据唐代顏師古注：“應劭曰：紫，間色；，邪音也。

　　服虔曰：言莽不得正王之命，如歲月之余分為閏也。”〔８〕揚雄（前５３—１８）一作楊雄，字子云，成都（今屬四川）人，西漢文學家、語言文字學家。他的著作，明人輯有《楊子云集》五卷。“蠢迪檢柙”，語見《法言·序》。据東晉李軌注：“蠢，動也；迪，道也；撿押，猶隱括也。言君子舉動，則當蹈規矩。”按撿押，當作檢柙。

　　〔９〕《綠野仙蹤》長篇小說，清代李百川著。這里所說塾師詠“花”的故事，見于該書第六回《評詩賦大失腐儒心》。

　　〔１０〕“知恥近乎勇”語見《禮記·中庸》。